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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監獄實驗--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斯坦福监狱实验/史丹福监狱实验(港)

6.9 / 29,620人    122分鐘 | 80分鐘

導演: Kyle Patrick Alvarez
編劇: Tim Talbott
演員: 比利克魯德普 麥可安格蘭諾 莫伊塞斯阿里亞斯 Nicholas Braun Gaius 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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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4 07:08:18

角色扮演的人性實驗到底多有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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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Ri_Makoto 「PLEASE DO NOT USE ANY OF MY PERSONAL ARTICLES WITHOUT MY PERMISSION. THANKS.」

社會上常有許多事發生在當下,讓人不由得產生出一種強烈的階級觀念,甚至時常會抱怨自出生起,為何就有人身處平民窟,而有人憑什麼就含著金湯匙。當然,你也可以成為中層階級中的平庸一族,一如往常起床、上班、工作到下班,活得像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平凡人」。此時,遠方的那些由階級製造的傷害、殘酷與血腥,可能只是書本上的一頁描寫,或是螢幕上的一個片段,而不完全存在於我們所活的世界。但還好,我們還有那些渴望挖掘根基於現實人性的心理學家們,他們模擬環境,讓那些所謂的道德原則變得不那麼經得起推敲,甚至演變成一場遊戲、一場惡作劇。而針對這種「可能」,電影《史丹福監獄實驗》就是最好的證明。

Oscar Wilde曾說:「最卑劣的行為就像是有毒的雜草一般繁茂地生長在監獄的空氣里。」應了這句「至理名言」,1971年的心理學導師們開始研究起人性的永恆話題——是什麼讓一個人變得邪惡?一個好人也可以犯下罪行?又是什麼推使著人們越過那條界限?有沒有一個臨界點,當人類跨過去之後,就會釋放出邪惡?又或者說是否是因為彼時的處境決定了他們日後的行為?
帶著種種問號,「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來勢洶洶地開始了,以24位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隨機分配為囚犯和獄警。囚犯要穿上女性連身裙和絲襪帽,以此來「抹去他們的性別和個性」,由一個「人」降級為一個「數字」,並在腳踝處套上鐵鏈,以便隨時提醒囚犯的低賤身份;而獄警這邊裝備齊全——包括木質警棍、軍綠色制服,以及防止眼神交流的「墨鏡」。
實驗前,工作人員(包括實驗策劃者Zimbardo)就警告獄警不能以暴力傷害囚犯。但試驗的錄影中,你卻看到Zimbardo對獄警說:「你們可以武斷行事,囚犯的生活完全由我們控制。在這個實驗中,你、我、他們都沒有任何隱私。我們要用各種方式剝奪他們的個性,讓自身擁有絕對的權利。」帶著這種「反人道」的大前提,那些被選擇扮演囚犯的實驗者各自在他們的家中被「逮捕」,並以各種罪名起訴。當地的警察局協助實驗,將他們運送到模擬監獄中,按照規定的流程脫衣搜身、清潔私處、去虱子,並賦予他們一套「意義非凡」的囚服裝。
實驗的第一天,還算平安無事,各種人帶著每天來賺15刀美金的態度笑嘻嘻的度過了24小時。但,第二天在史丹福大學的某棟建築物的地下室裡就發生了騷亂。就這麼的,「預想」中的實驗終於開始了!囚犯對非法監禁做出了反抗,獄警們殘忍地採取了回擊,把囚犯的衣服扒光、搬走了床,並強行拉出一些「極端分子」去小黑屋關禁閉。
最鬧心的是,隨著實驗的進行,獄警們漸漸從抵抗變成了騷擾,直至施暴。導火索是一個謠言開始傳播,說是一個囚犯要求退出實驗,將會導致其他囚犯同樣被釋放。獄警只好將囚犯轉移到另一個監獄,並把憤怒發洩在其他囚犯身上。好比,囚犯被要求快速的報數,這種做法可以在概念上加強他們囚犯身份的思想,變得更為「奴性」。之後,獄警就開始體罰,不允許囚犯上廁所,懲罰囚犯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睡覺;更甚,獄警將侮辱最大化,逼迫囚犯裸體,並以「Gay」,「bastard」等某些敏感詞彙來進行語言暴力。
最為諷刺的是,第一次「反抗」無果之後,囚犯們開始無條件地服從獄警,更是硬生生地吞下了假釋申請被拒的啞巴虧,不吭聲地繼續這場有趣的「遊戲」。顯然,這些扮演囚犯的人已經完全進入了角色之中,即便沒有了報酬,他們骨子裡潛藏的「奴性」讓他們不由自主的留了下來。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了獄警身上,他們樂此不疲地辱罵虐待著囚犯;甚至,連左翼反戰的Zimbardo也承認自己沉浸在了「監獄主管」的角色中,還裝模做事地弄齊了假釋委員會,不顧一切地阻止扮演囚犯的學生們中止實驗。
當你以為本次實驗只有一個對立面(獄警和囚犯)的時候,編劇Tim Talbott卻來了個大反轉——416,一個新來的囚犯。當他對其他囚犯的待遇忿忿不平時,獄警辱罵了他,他以絕食作為回應,拒絕吃掉他的香腸。看守面對樣的「硬骨頭」選擇關進囚禁室的櫥櫃裡,並帶上其他囚犯一同懲罰,宣稱只有囚犯放棄掉他們的毛毯,裸睡在穿床墊上,才可以解救出416。結果是,囚犯眼中,曾經的忿忿不平變成了多管閒事,除了其中一個人,其他人都拒絕這麼做。對,416就這麼被孤立了!
當事者迷,旁觀者清。實驗組之外的組織者們也全神貫注於新角色中,整日對著監控器忙於對付管理「監獄」時遇到的危機,而忘記了他們發起實驗的初衷到底是什麼。直到Christina Maslach(Zimbardo的女友)的干預之後,預計進行14天的實驗,只維持了6天。在兩者發生爭執的對話中,Maslach一句「They are just boys」,Zimbardo才如夢初醒,懷疑起這場實驗的道德性問題。
儘管實驗提前宣佈結束,但囚犯們在某種程度上依舊出現了情緒崩潰、神經質的徵兆,從心理學的某種角度上來解釋,他們不知不覺中早就承擔了自己被指派的社會角色。這其中包括了接受與這些角色相關的隱含社會準則:獄警應該變得獨裁,應該虐待囚犯,而囚犯則需要卑躬屈膝地忍受上層階級給予的懲罰。
這個實驗不可避免地引來了違背道德的探討,包括樣本過小、缺乏生態有效性等方面的批評。儘管如此,我們仍然難以否認,這個實驗提供了對於人類行為的重要洞察,即在特定的一個合法的意識形態、社會體制支援下,人們的易感性和服從性都是「自備的」。這項實驗也被用來描述認知失調理論的權威力量,更能夠反映當下監獄裡的「真實」情況。正如紐約最大的拘留所「Rikers Island」的獄警長所說——他早就習慣了對收容者的施暴程度,反正這是工作的一部份,免疫在所難免。
想想真是可怕,可能那些平日裡不起眼的普通人中,都能夠輕而易舉地變成撒旦的奴隸,只要你擁有一點點「權利」。躍過那條界限,揮著「手臂的延伸」,在穿上制服的那一刻起,在制度里,眼前這些「好人」把靈魂中的另一個「我」無限延伸,延伸到忘記了本該擁有的身份、人性,還有道德。
如今,這項研究早就成為一種流行文化,並成就了不少電影作品,如《The Experiment》、《Die Welle》以及《Das Experiment》。追溯起來,誰曾想這項實驗起初是為了研究二戰時納粹屠殺猶太人時,為什麼那些協助者會允許這麼可怕的事情發生,而當實驗結果公佈的當下則引起了相當大的反應——原來我們大多數人都會照著這樣的權威指示去做,即便對方苦苦哀求,我們還是會含著淚水與內疚把殘忍轉換到最大,直至對方發不出聲音為止。
最後,不得不像大家匯報這項實驗的另一發現:三分之一的獄警在實驗結束後都被戴上「真正」虐待狂傾向的帽子,而囚犯性格中的奴性也是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我的一個導火索。
So,作為觀眾,如果輪到你來挑戰這項實驗,你又會期待哪重身份的演繹呢?控制或者被控制?在軍隊這種集權主義的小社會中,為了穩定軍心,創造有效率的集中力量,來消滅「敵人」,你是否會變得極端狂熱、排他,甚至熱衷上互相監視告密,爭相向上層階級報告好友的詆毀和背叛呢?嘿,換一種阿Q精神來看,在這個還算太平的世界裡,我們可能經歷不到戰爭的消磨殆盡;但,眼前這起不算成功的實驗,讓我們深覺落寞、絕望、失卻的哀傷情緒在某些時候真的會讓人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瘋狂事。無論是傷害他人,亦或是被他人傷害。
最後,用一句納粹軍官的話來結束我們的「意想不到」——「也許你覺得比我高尚。但,你錯了,你只是比我幸運。因為,我們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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