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王的選擇》:類型選擇、歷史敘述與意識形態傳喚
《國王的選擇》:類型選擇、歷史敘述與意識形態傳喚
如果將電影比作時裝,那麼電影節無疑可以看作一年一度的時裝大秀,如果時尚界存在著款式和色彩的潮流更替,那麼世界影壇的題材類型變革亦如同時尚潮流般此漲彼伏。毋庸置疑的是,以二戰題材的影片是剛剛結束的第89屆奧斯卡獎項角逐中出現最多的電影類型,出現了《血戰鋼鋸嶺》、《間諜同盟》、《地雷區》、《戰爭天堂》、《國王的選擇》等展現二戰不同層面的電影,成為世界影壇最具活力和最受關注的類型。在這一批影片中,《國王的選擇》在類型選擇和歷史敘述的層面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特性,從題材和類型方面說,它選擇將歷史片與傳記片的類型特點進行融合,創造出了獨特的電影樣式與風格;在歷史的敘事觀念和角度方面,它擁有著獨特的歷史觀念和切入角度;在影片的意旨方面,通過塑造國王這一歷史人物,意圖實現對現實的指涉達成意識形態的傳喚。《國王的選擇》用獨特的類型特徵、縝密的歷史敘述和典型的人物塑造重構了歷史題材影片的創作模式,通過電影影像建構了嶄新的歷史表述和歷史時空。
題材、類型與風格
《國王的選擇》取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入侵挪威的真實歷史事件——「挪威戰役」,從更具涵蓋性的題材層面來說,與上面提及的一系列影片同屬於「二戰」題材,是電影史上經久不衰的電影題材。究其原因,二戰作為人類文明史上共同的災難性記憶,能夠引起在全世界的共鳴,對歷史的表述和反思也更容易達成電影的思想深度和人性關照;電影以參戰的現代民族國家為表現對象,更能夠形成國民對民族國家的認同,維護「想像的共同體」,也更適合國家意識的表現與傳達。當今世界影壇以二戰為題材的影片形成集群效應跟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的紀念活動不無關係,無論是對於戰爭的描述還是反思,都來到了恰當的時間節點,這才促成了「二戰」題材影片如此密集的出現。
雖然同屬「二戰」題材,但是《國王的選擇》卻有著與上面提及的其他幾部不同的類型特徵。戰爭片是「二戰」題材最容易走向的類型,這類影片以對戰爭過程的描述和對激烈戰爭場面的表現為主要訴求,加之對人物的英雄主義的塑造,因為敘事快感和視覺衝擊力而具有極強的商業價值。傳記片是「二戰」題材電影的另一種走向,往往表現戰爭中的英雄人物,這些人物可能是如巴頓將軍、邱吉爾、史達林等力挽狂瀾的戰爭指揮者,也可能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狙擊手、間諜或者士兵,這一類型的人物塑造往往具有英雄主義的特徵,近年來將歷史人物「陌生化」,展現不為人知的一面和展現細小的日常生活,將人物拉下神壇的塑造方式,也開始由創新手法退化成一種約定俗成的類型套路。最後一種類型是相對嚴肅的歷史片,以歷史作為最主要的表現主體,人物和情節退居次要,主要展示真實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歷史片相對於上面兩種類型,更多的偏向於嚴肅的歷史書寫,更像是通過影像寫就的歷史文本,其訴求點並不一定是跌宕起伏的敘事,而是歷史觀與敘述話語的表現,更具學理性。
《國王的選擇》在以上三種類型中,很難進行準確的定位,這也反映了這部影片在類型選擇上的多重特性。從類型特徵上來看,這部影片較多的偏向於歷史片的類型特徵,同時也融入了傳記片的內容,至於戰爭片的類型特徵較少,這與影片題材的限制也有很大的關係,在後面將展開論述。之所以將《國王的選擇》劃歸到歷史片的類型範疇,是因為影片以「挪威戰役」的歷史過程為主要的表現對象,影片集中展示了從1940年4月8日到4月11日,四天之內德國和挪威之間戰事的發展過程。影片尤其注重對事件準確時間的交待,整部影片通過字幕的形式,交待了整個事件關鍵的14個時間點,字幕中同樣標明了事件所發生的地點,歷史描述的準確性和完整性被放在影片的最前端。同時影片兼具傳記片的類型特徵,但又無法將影片完全歸類於傳記片,雖然影片確實是表現了挪威國王哈康七世在國家遭受入侵,進入戰爭狀態的過程中的生命歷程,也塑造了國王作為一位君主、一位父親和一個國民的多重人物形象,但是和普通傳記片相比,人物並不是推動敘事的絕對動力,更多的時候,國王是處在敘事的被動的位置,而歷史進程或者說螢幕上的歷史敘述才是影片敘事的主要推動力,甚至歷史敘述就是影片的表現內容。
影片通過多種手段和風格樣式來構建歷史片的螢幕時空,對時間性和真實性的強調是影片最重要的特徵。影片無時無刻不在對時間性做重點標示,影片開場的第一個場景,導演選擇了雪地中的捉迷藏這一具有極強的意指性的行動,在一片白雪的天地中蒙住了雙眼,哈康七世像一個迷失了方向的孤魂,從第二個鏡頭開始在雪地中艱難前行。與畫面相對應的是台詞的意指,開場由黑場轉到畫面時便伴隨著緊促的時鐘指針轉動的聲響,哈康七世在與孩子的捉迷藏遊戲中,口中一直呼喊著倒計時的數字。一方面是與孫輩間歡樂嬉戲的溫馨場景,一邊通過語言層面對時間的強調(倒計時),兩者達成了極好的對位,將整個場景的意旨指向了戰爭將要來臨的緊迫感,與幸福即將消失的悲劇色彩。更重要的時間表述以字幕的方式展開,14段字幕中的時間精確到分鐘,最近的兩片字幕在影片時長上相隔不到兩分鐘,敘述的歷史時間的間隔最短只有30分鐘,以圖保持時間的高度凸顯和高度準確。對於時間的強調一定程度和另一個特徵是同構的,即強調影片敘述的真實性。影片在演職員名單的段落插入了紀錄片片段,片段中展示的都是哈康七世真實的影像,涉及到生活場景、領導國家以及戰爭動員,與影片後面所要表現的敘事內容達成同構的關係,以具有紀實性的紀錄片片段來增強敘事段落的真實感和可信度。對真實感的營造還源自影片中紀實攝影的運用,影片中多次出現手持攝影的段落,晃動不斷的鏡頭強調了畫面的真實感,同時影片多次在跟拍人物時使用了急推這種在紀錄片抓拍時常用的方式,意圖營造一種偶然在場的真實性。
除去以上提到的時間性和真實性特點,影片的整體風格沉穩克制,顯示出歷史片應有的嚴謹和沉重。影片的配樂極具亮點,其中以提琴為主的絃樂和以低音號為主的低沉節奏成為兩種最主要的音樂樣式。絃樂用於烘托情感爆發的場面,往往是內心活動的展現,而低音號則無時無刻不在營造一種危機感,這在影片前半段的海戰段落得到最好的展現,低沉的號聲如同暗流滾動的海面,一波一波向觀眾襲來,大戰在即的壓抑感分毫畢現,雖然影片並不以戰爭場面為主要的表現對象,但是卻對海戰也進行了優秀的視聽呈現。影片的冷靜克制還來自於字幕的不時閃現,標示時間和地點的字幕在影片中對敘事段落進行了切分,猶如樂譜當中的休止符,達成對觀眾的一次次間離,打斷敘事連貫性意味著更多的引起觀眾對影片本身的關注,將被建構的歷史敘述拋給觀眾,形成冷靜的觀察與思考。捨棄了戲劇性的敘事也要求影片的風格必須沉穩、精確,才能經得起推敲,同時也對影像的真實性和敘述的可信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共同強化了影片的整體風格。
歷史敘述:觀念與角度
對於歷史片通常有一種誤解,認為歷史片的敘事是最不費力氣的,因為歷史文本已經寫就,似乎歷史片的敘事可以照搬這些既有的敘事方式,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因為歷史片的敘事並不僅僅涉及到戲劇性敘事的方面,而且還包含更高層的歷史敘述層面,即以何種歷史觀念來關照歷史事件,以何種角度切入歷史。這對歷史電影影像的建構者提出了極大的要求,他不僅需要是一個善於進行戲劇性編排的編劇老手,因為失掉戲劇性的歷史片很容易變成流水帳式的事件羅列;而且創作者還必須具有較高的歷史素養,對歷史事件有極強的思辨能力,畢竟重複別人的歷史敘述缺乏新的創造力;最後就是表達的魄力,歷史敘述更多的涉及到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問題,能否有技巧地突破表達的限制,也是創作者才華的表現。
《國王的選擇》在歷史觀念和歷史敘述方面都做出了很重要的嘗試,並試圖彌合歷史真實與歷史敘事之間的裂隙。挪威作為二戰時期處於戰爭邊緣的北歐小國,其在二戰史上的地位自然無法同英法美蘇德意日和中國等大國相提並論,那麼挪威是否也具有闡釋戰爭的可能性,影片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對於挪威來說二戰中的「挪威戰役」是以失敗而告終的戰爭,對於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每一個個體都是一種創傷性的體驗,這就回到了歷史學界一直在爭論的問題——二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將如何在歷史敘述中表現。歷史學家海登·懷特對這一問題抱持懷疑的態度,他認為歷史學家至今難以恰當地表現這一事件,是由於受到傳統表現模式的限制。懷特這裡所說的表現模式主要是指傳統的古典現實主義已經無力表現對大屠殺這種社會現實的經驗,事件的特性已經超出了用於描述它的語言或任何用於表現它的媒介的把握。這就使戰爭中災難性的歷史事件的描述本身就烙下了深刻的道德和倫理烙印,如何描述,以何種語言描述也成為歷史影片創作的難題。在Netflix剛剛上線的紀錄片《五人歸來:好萊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好萊塢導演斯蒂文斯在德國達豪集中營拍下的畫面,直到多年以後,他還一直鎖在儲物間中沒有勇氣去再次經歷這種慘劇。雖然電影創作並不是嚴謹的歷史寫作,電影語言也不同於形構歷史敘述的自然語言,影像的直觀性與多面向性也有別自然語言的修辭特徵,但是如何介入挪威的「國難史」仍然是敘述者必須考慮的問題。
我們很明顯的看到《國王的選擇》在進行歷史敘述時選擇了很窄的一條國王的視角,與之並構的還可能是希特勒的視角、戰爭前線士兵的視角、叛國者吉斯林的視角和普通挪威公民的視角。這同海登·懷特所提出的歷史敘述中:「時間被炮製到一個故事之中,通過壓制或者貶抑其中的某些東西,而突出另一些東西,通過描畫、主題重複、語調和視角的變化、交替的描述策略等等」的普遍性策略有極大的相似性。從敘事的角度來說,視點的選擇意味著放大和規避,放大視點所關注的內容,而規避掉不想或者無法展現的內容,在《國王的選擇》中,對挪威「國難史」的描述選擇了國王的視角意味著捨棄了對德國戰爭的宏大敘事,轉而對觀眾進行了限知性的展現,從道德和倫理的角度,敘述者選擇了最具人道主義的一種角度,因為國王作為這個國家最為身份顯赫的人,可能處於國家權力的中心,但絕不會處在戰爭風暴的中心,敘事中人物的安全性削弱了「國難」與殺戮的殘酷感,仔細觀察影片,盡數出場的各種人物,沒有一個走向死亡的命運,即使身中手榴彈的賽貝卡在片尾中也交待了其沒有死亡,甚至活到了85歲高齡。歷史敘事者在視角中選擇了最具人道主義和道德彌合的一條,規避掉了很難逃脫的對殘酷歷史的描述,因為一旦觸碰了這些殘酷的殺戮,因為媒介的限制性和表現力無法企及歷史真實的高度,任何的描述都可能變成「修飾」和「美化」,遭受來自道德和倫理的拷問。《國王的選擇》中的另一敘述選擇是涉及到交戰雙方的英國,「挪威戰役」與德國對壘的國家除了挪威還有英國,甚至英國是作為主要參戰方在挪威同德國展開了大戰。在1940年4月9日德軍在挪威各大港口登陸的當天,英國的艦隊和飛機與德國展開戰鬥,德軍遭受了沉重打擊。4月10月,英軍出動大批轟炸機襲擊納爾維克,炸沉德國10艘驅逐艦。隨後英國軍隊登陸挪威,與德軍的戰鬥一直戰鬥到6月7日才選擇撤退。在影片的歷史敘述中,英國的主體性遭到了隱藏,「挪威戰役」的歷史敘事成為國王和人民的抗爭,正如哲學家路易斯·明克所言:「故事不是人們經歷過來的,而是講述出來的(Story is not lived,but told)」,同樣歷史也是被描述的,在關於二戰的電影歷史敘述當中,戰爭的主體是首要也是必須釐清的,通過一些技術性手段,將多餘的資訊排除在敘述系統之外,建立本民族與國家的主體性是慣常使用也無可厚非的手段,不僅有利於歷史敘述的連貫性,也是意識形態的一種傳達,關於意識形態的討論將在下一節中有所涉及。
國王、人物塑造和意識形態傳喚
在閱讀完影片《國王的選擇》後,讓人很難不與第83屆奧斯卡最佳影片《國王的演講》相比較,兩部影片同時涉及到國王這一人物形象,同樣涉及到二戰中的戰爭態度,同樣以國王的作為影片的主線,兩者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有著眾多的共性,但是國王在影片中的含義和所要表達的主旨則又不盡相同。在《國王的選擇》中國王哈康七世的人物形象並沒有《國王的演講》中喬治六世鮮明,哈康七世的人物形象冷峻深邃充滿隱忍,考慮到影片的歷史敘述的整體性,在人物塑造時並沒有帶有太多的感情色彩,因為雖然在影片中把故事時間中包含的人物行動者和動力人格化,使人物成為具有意圖、感覺和思想的主體,能夠使觀眾對主體產生認同和移情,但是很顯然會對歷史題材中的敘述增添更多的修飾,從而削弱歷史敘述的可靠性和嚴謹性,《國王的選擇》為了保持歷史敘述的一致性,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對人物個性的塑造。而《國王的演講》作為一部傳記片,人物形像是否鮮明而特別成為影片最重要的方面,因此影片的敘事主要圍繞喬治六世展開,人物也充當了行動元功能,而影片的歷史感相對較弱。兩部影片的人物都根據影片的類型和價值訴求進行了相應的取捨,雖然《國王的選擇》中對人物的塑造有所割捨,但並不能說人物的刻畫是蒼白的,因為一位如父般的君王的形象還是立在了螢幕之上。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中,現代電影往往採取將「神」還原為「人」的策略,側重表現社會角色之外的另一面,比如家庭角色,在影片中哈康七世作為父親和祖父的形象為人物增添了更多的維度,尤其是與孩子嬉戲的段落,在有限的人物刻畫的筆墨中凸顯了一代君王慈愛的一面。對哈康七世的塑造主要是通過其與家人的相處,尤其是兒子的相處來完成的,在送走了王子妃和孫輩之後,停車於路邊的談話,是影片中少有的人物情感刻畫,通過對母親的討論,一個具有情感的君王的形象出現在螢幕之上。可以說雖然影片中人物刻畫的筆墨儉省,但是所到之處都達到了理想的效果,在不影響整體歷史敘事的前提下為影片注入了飽滿的情感色彩。
國王這一人物形象,無論對於螢幕之中還是螢幕之外都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隨著王朝政治逐漸走向消亡,王室和國王在有些國家卻得到了保留,在這些國家中,國王和王室更多的是一種文化象徵,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往往以道德象徵在發揮作用。影片中的訴求主要探討了在現代民主政體下,國王的處境與應對發揮的作用,特別是影片表現的是國家面臨生死存亡險境時的國王。影片中的哈康七世堅守王室權限,堅決不涉及政治,恪守自己的底線,傳達了創作者想要投放給觀眾的觀念。「一切為了挪威」是對王權最好的概括,「人民的名義」是挪威君王的宣言。在另一個層面上,國王是國家的象徵,國王的存在引領著國民的身份認同,哈康七世在影片最後拒絕簽字不僅僅象徵著國王以自己的身份表達態度,恰恰在國王身上凝聚了人民的意志,這也是影片的歷史敘述並不單薄的原因,在國王的背後其實站立著整個挪威的人民。
最後,可以說《國王的選擇》能夠上映,本身就是一種勝利,從本國來說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宣揚,也是民族凝聚力的重塑,影片在挪威上映之後打破了本國的觀影人次紀錄,「所有的意識形態都通過主體這個範疇發揮的功能,把具體的個人傳喚為具體的主體」,影片的上映、傳播與觀看在雙重構成的運作中存在著所有意識形態的功能,影片中的國王便不再僅僅是一個人物形象,而已經變成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重要螺母,他將愛國與民族認同在國民中傳播,同時國民也經由其傳喚成為主體。從國際傳播方面來看,《國王的選擇》的傳播亦是挪威國家意識形態的勝利,它不僅刷新了世界對挪威電影的認知,甚至可能填補了對挪威在二戰中遭遇與作用的認知,通過歷史敘事的建構達成了挪威對於二戰戰史的書寫,並且這種敘述儘可能做到了真實感和說服力。這些或許能夠給作為二戰主要參戰國的中國提供更多的思考,相較於挪威,我們有更為豐富和深刻的戰爭素材,有更為廣闊的電影市場和工業基礎,有最具有愛國情感的觀眾,缺少的卻是振聾發聵的電影作品,當挪威以一個人物的角度審視戰爭歷史時,中國抗戰題材的電影卻還沉浸在手撕鬼子的低劣伎倆和消費戰爭的娛樂熱潮中不能自拔,中國的戰爭歷史需要更新影像敘述方式和策略,中國的戰爭題材影片創作也需要進一步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