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人的戰爭 ——好萊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電影很多，把好萊塢電影在二戰期間的發展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結合在一起講，則是一個全新的視角。紀錄片講述好萊塢歷史上最偉大的五位導演，用電影作為武器，贏得二戰、改變電影歷史的傳奇史話。紀錄片提供了一個編年體的索引，清晰地呈現出戰爭對好萊塢電影風格的影響，並因此發展出一個嶄新的獎項——最佳紀錄片獎。電影攝影機轉向關注當下，追蹤紀實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 片子的第二大看點，是邀請當今五位非常有成就的導演，史蒂文•史匹柏、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吉爾莫•德爾•托羅、保羅•格林格拉斯、勞倫斯•卡斯丹，分別對他們的上一代導演先輩約翰•福特、法蘭克•卡普拉、約翰•惠勒、約翰•休斯頓、喬治•史蒂文斯進行解讀，他們是二十世紀著名的導演，用導演的目光去解析導演的作品和作品背後的故事，視野和角度，超越普通觀眾之上，精彩毋庸置疑。 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將其戰爭宣傳的工作外包給好萊塢——這在當時難以想像，政府讓這些好萊塢的著名導演自由出入戰區，幾乎每個美國戰場，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用電影影像，影響了美國公眾，形成了關於美國正在參與一場正義戰爭的集體共識。戰爭，不僅改變了電影人；電影人，也因為戰爭的經歷，改變了好萊塢的電影語言和內容。 影片用很多不為人知的小細節，展現真實的歷史圖景。在為政府宣傳戰爭的大前提下，戰時的好萊塢大導演們，不得不接受軍方宣傳部門的審核管制，為了讓自己的作品順利通過審查，他們也要花費不少小心思。約翰•福特為了讓自己的作品《中途島戰役》順利通過審查，特意在片中加了一個羅斯福總統兒子吉米羅斯福的特寫畫面，當然，總統兒子的這個特寫畫面，不知道哪裡拍的，也不知道哪裡剪輯來的，用約翰福特自己的話說：「為了確保作品的聖潔，所有手段都是合理的。」 那個畫面幫了大忙，《中途島戰役》在美國造成深遠影響，一下子拉近了人們和戰爭之間的距離。這是美國人第一次看到有色彩的戰爭，在那之前，電影只是與逃避現實有關，與幻想有關，那也是觀眾第一次見證美國獲勝。沒錯，這是真正發生的事。 五位導演在特定歷史時期經歷的事情，讓我們深入地了解了電影行業，看到了電影製作的本質，並且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說，認清了藝術創作和社會需求之間的關係。 約翰•惠勒接拍《忠勇之家》時，美國還沒參戰，軍方要求惠勒不要在影片中詆毀德國人，製作仇恨電影。惠勒自己是猶太人，他很清楚希特勒的野心，所以堅持按照自己的觀點來講故事，否則拒絕參與電影製作。《忠勇之家》拍到一半，珍珠港事件爆發，惠勒接到軍方審核官員電話，「我一直在想你說的話，也許你是對的，你就以你想要的方式做吧。」《忠勇之家》結尾，一個被毀壞的教堂內，惠勒直接向觀眾喊話，向英國觀眾喊話，就像在宣告決心，我們會團結一心，我們會抗爭到底，直到獲得勝利。影片後來在英國放映，極大地鼓舞了英國民眾的士氣，並暫獲當年奧斯卡幾項大獎。 電影製作人一直想要掌控自己的命運，他們不想被操控，不想由別人告訴他們該怎麼做，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惠勒很幸運，恰逢其時，讓自己的作品對當時的社會良心有所貢獻。當然，也有堅持自己的藝術主張，卻不為當時的市場接受而失敗的例子。 法蘭克•卡普拉戰前是好萊塢的領軍人物，來自義大利西西里，那時義大利還未被看作是個成熟的國家，因此他迫切地渴望證明白己，渴望被愛和拯救，那關乎存在，而不是政治。卡普拉電影的本質總是在探討價值的問題，自我價值的問題。《生活多美好》，主角是一個公認的失敗者，得到了重新檢視世界的機會。如果沒有他的存在，世界會是什麼模樣？這也是卡普拉對自己的真實省思，「沒有我的世界會如何？」 他挖掘了內心最私密的、最真實的感受呈現在電影裡，《生活多美好》重新定義了卡普拉，成為他創作生涯中最重要、最有力的一部電影。 不幸的是，《生活多美好》不僅票房失利，也未受到影評青睞。在戰爭結束的最初時刻，人們歷經滄桑，不需要如此嚴肅認真的作品，大眾需要喘息，來治癒戰爭的創傷。《生活多美好》的失敗，迫使卡普拉創立的電影公司停業，他自己也從此息影。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若干年後，《生活多美好》重新獲得世人認可，被奉為經典。唏噓。 紀錄片拍攝中，用模擬場景代替真實場景，會不會因此影響紀錄片真實性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歐洲戰場進入尾聲，休斯頓奉命前往義大利，拍攝義大利解放。趕到利里河谷口的小鎮聖皮耶特羅時，戰役幾天前就結束了，此時的聖皮耶特羅小鎮已經被夷為平地，屍橫遍野，休斯頓決定在這個只剩下斷垣殘壁的小鎮模擬被解放的畫面。利用美國軍方提供的各種資源，休斯頓細心地重現，持續三天的圍城之戰——《聖皮耶特羅之戰》。休斯頓非常聰明，模擬拍攝的細節做的非常好，戰爭雖然是模擬的，死亡士兵的畫面卻是真實的。 《聖皮耶特羅之戰》，模擬和真實混合的影像，甚至騙過了史匹柏的眼睛，他說：我看電影的時候以為是真實的場面，很久以後才知道休斯頓模擬了其中一些部份。發現畫面不是真的時有點失望，但我也非常尊敬初次看這部電影時給觀眾和我帶來的震撼。科波拉說：我不在意這些戰爭畫面是真實的還是模擬的，休斯頓是導演也是劇作家，重要的是他創作出來的東西，只要抓到精髓，是不是真的並不重要。 在《戰地攝影師》中，採訪二戰倖存的攝影師時，他們就抱怨休斯頓模擬拍攝的戰爭場景，給他們的實際拍攝帶來的壓力和困擾，更多的普通戰地攝影師，只能隨軍記錄，拍到什麼是什麼，交不出令上級滿意的素材時，有口莫辯。 有絕對真實的影像存在嗎？就算真實記錄，拍攝時的角度和取景方式，也不可避免的帶著攝影師的主觀偏好，剪輯時對素材的選擇，同樣是服從某種故事策略而制定的標準，有標準就意味著不符合標準的需要剔除，一系列入為偏好的選擇，早就讓最後呈現出的影像偏離了絕對真實。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為了故事的完整性，模擬部份場景混合在真實紀錄裡面，讓故事更有說服力的做法無可厚非。 五位導演中，喬治•史蒂文斯的戰爭經歷最深刻，他對歷史的影響也最大。戰爭不僅改變了他的人生和思想，還改變了他的作品風格，戰前他是拍喜劇的，達豪集中營的所見所聞，令他再也無法製作輕浮搞笑的喜劇。走進達豪集中營，史蒂文斯直覺地意識到他的任務不再是製作宣傳片或紀錄片，而是利用攝影機來收集證據。達豪集中營的這些影像，成為日後審訊納粹罪犯罪行的關鍵轉折點。 史蒂文斯說：我不敢相信在集中營發生的種種暴力和邪惡，竟然是人類所為，你不禁思考，這是什麼樣的世界？人類是怎樣的禽獸？我們該如何防止自己變成這樣？卡普拉說：直到我們播放了史蒂文斯拍攝的達豪集中營內的影像，納粹暴行才深深震撼了每個人的內心。史匹柏說：那時，人們才開始見證那些真實又殘忍的，希特勒預備要做的，並且也確實在大部份東歐地區做到了的暴行。如果戰時的戰爭宣傳片讓你有了從軍的理由，集中營裡的影像，則證明美國參戰並為了記錄戰爭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經歷戰爭的殘酷洗禮，每個人都變得不一樣。隨海軍親歷諾曼第登陸的福特，戰爭一結束，就開始酗酒，每天把自己灌醉，然後開始鬧事，軍隊裡沒有人能管住他，不得不把他遣送回國。戰爭結束後不久，福特創辦了野戰攝影隊之家，為他的親朋好友和部下打造一個社交俱樂部和復健中心。再後來，福特拍攝《菲律賓浴血戰》，整部影片的製作過程就像一個療程一樣，開啟了探索衝突對美國所造成影響的慢漫長路。福特的《菲律賓浴血戰》，讓觀眾第一次開始思考，人們犧牲生命的意義是什麼？為了確保新的世界是美好而快樂的嗎？ 每一個從戰場活著回來的人，身心都受到極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有些是身體上的殘疾，有些則反應在心靈上，因戰爭引起的精神疾病，並沒有完全受到重視。 為了讓世人見到戰爭經歷給人們帶來的創傷，休斯頓拍攝了《上帝說要有光》。追蹤一組前線歸來的士兵，從入院到出院，接受心理干預治療的過程。影片沒有粉飾，誠實地展現了他們深陷在自己絕望和震驚中的樣子。對戰爭來說這不是一個好的宣傳，一直受到軍方打壓。直到1981年，與政府纏訟了35年後，《上帝說要有光》才得以公開放映，時至今日，這部作品被視為一座里程碑。 惠勒的《黃金時代》，聚焦在三位退伍軍人和他們重返平民生活所面臨的困境，回到家鄉，內心的戰爭，是他們揮之不去的陰霾，在夢裡、在清醒時刻，在每個他們所做的決策中，在他們面對戰後美國的真實世界衝突時，仍糾纏不放。《黃金時代》被譽為美國社會現實主義的傑作，成為影史上票房第二的電影，也為惠勒贏得第二座奧斯卡最佳導演獎。 卡普拉戰後製作的《生活多美好》，也在數十年後，獲得廣泛認可，成為歷久不衰的經典。在領取奧斯卡終身成就獎時，他說：相信自己，因為只有英勇的人才會創作。只有大膽的人才會製作電影。唯有真正勇敢無畏的人，才配得上在兩小時的黑暗空間裡，對其他人訴說故事和道理。

戰爭，改寫了他們的人生，戰爭，也為他們的電影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養。只要用對方法，一部電影可以影響許多人。這就是電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