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隆女士的瘋狂，照亮我們的瘋狂

《斯隆女士》是一劑致幻的毒藥，讓你飄飄欲仙，又生不如死，它連接起你脊椎的每一根神經，角色的每一個眼神，劇情的每一次轉折，都牽動起你所有的感官，讓你坐立不安。它邀請你投入全部的理智，又迫使你放棄理智，在震顫中轉而依靠頓悟，尋求超越，以洞見這個世界背後的可怕真相。

美國國會說客斯隆女士是一個可怕的女人，她扭曲、變態，對朋友和對手一樣冷漠無情。她所有行動背後只有一個單純邏輯：不擇手段地取得成功。阻力越是巨大，結果越是不可能，最後的成功就來的越強烈。

「遊說的藝術在於比別人多想一步，根據別人會採取什麼行動，先謀劃好自己的行動。」這是博弈論的邏輯。她把這種邏輯推演到極致，成為自己行動的唯一根據。在博弈中勝出，是她活著的唯一動力，也是她的興奮劑和鴉片。這個高傲、冷艷的女人，為了達到目的，可以輕易背叛所有和她有情感聯繫的人，把他們變成自己手裡的籌碼。

當她為了獲勝把一切都搭進去的時候，她是無敵的。在最絕望的時候，她總能找到轉機；當山窮水盡的時候，她總能絕處逢生；她總是在最開始就籌劃好了一切，她總是能比她的對手多想一步。她展示了一種變態的專業主義，一種像手術刀一樣冰冷的理性。她總是可以像玩偶一樣把對手玩弄於鼓掌。斯隆女士和對手「智斗」的過程，讓這部電影情節緊湊，跌宕起伏，格外好看。

政客普遍都是冷酷無情的，真正使斯隆女士與眾不同是，她不是一個精確地衡量付出與回報比的人，像她周圍那些理性的政客一樣。她完全是被一種追求成功的狂熱抓住了，即便搭上自己的職業生涯和遭受牢獄之災，也要在眼前的鬥爭中獲勝。正是這一點，使她成為某種異端，遭到來自系統的迫害，也使她成為她身邊人眼中的怪物：「你曾經正常過嗎？至少在你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

電影從沒回顧斯隆女士以前的故事，展示這個人物的心路歷程。觀眾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從什麼時候，她開始成為這樣的人。這使她變得尤為神秘。關於工作以外的個人生活，觀眾只知道她嗑藥、失眠，總是去同一家茶餐廳吃飯，定期去高級酒店找一個牛郎，「獲得為工作而放棄的那一部份東西。」電影中的牛郎問她，「過這樣一種生活，放棄家庭、朋友、孩子，你有沒有後悔過？」她回答，「一秒鐘也沒有」。

斯隆女士是那個充滿暗黑的政治系統裡的一朵奇葩。在她身上，有著《紙牌屋》中法蘭克·安德伍德一脈相承的精神線索。在國會傳訊會的最後陳述中，她說：「這個政治系統已經腐敗，議員們不再因為自己相信的東西而投票，只想著在這個系統里分一杯羹。你們努力想讓公眾相信我是這個系統的寄生蟲，你們才是這個系統的寄生蟲。」在隨後的情節反轉中，她把自己變成了對這個系統的絕大諷刺：每個人為了分一杯羹都不擇手段，那我就要比一切入更加不擇手段，而且我還比你們更聰明。最重要的是，我甚至最後能不能分一杯羹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打敗你們。

她是大於生活的。現實中有不少類似於她的人物，但卻不大會有和她一模一樣的人。她的博弈論邏輯廣泛存在於政治和商業實踐，但此外人們往往還需要考慮、權衡許多其他邏輯，而她是純粹的。她的狂熱使她接近於一種象徵，一個符號。

但她又是有血有肉的。在和那個牛郎約會時，她總是小心翼翼地把交流限制在「金錢換肉體」的遊戲規則之間。但有一次，當她似乎面臨失敗時，她在牛郎面前露出了她脆弱的一面。就是這短暫的瞬間，讓牛郎對她產生了同情，最後在法庭上選擇作偽證，也不願作不利於她的證詞。這個瞬間，對觀眾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

斯隆女士所有冷漠無情和狂熱背後，是一種可悲。但不是她一個人的可悲，而是她寄生的整個生態的可悲，是美國民主的可悲，也是人類生存處境的可悲。它根植於人本身的缺陷。

斯隆女士印證了帕斯卡的名言，「人類必將瘋狂到那種程度，即便不瘋狂，也只是瘋狂的另一種形式。」她的瘋狂照亮了她遊戲其中的那個（這個）世界的瘋狂。觀眾對她的認同，並不是因為她有多好，而是因為她並不比她寄生的那個墮落的系統更壞。

目前觀眾的口味越來越沉迷角色的陰暗面，喜歡陰謀論的邏輯和存在主義的虛無感。《斯隆女士》和《紙牌屋》一樣，迎合了這種口味。就像反烏托邦的科幻片展示了人類黯淡的前景一樣，這部電影在另一個維度展現了人的渺小、微不足道，毫無理性。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電影熱衷於設計錯綜複雜的情節，沉迷於敘事的遊戲，用一個又一個不讓人信服的反轉給予觀眾震顫體驗。《斯隆女士》在智力遊戲的層面同樣是出類拔萃的，當這種遊戲和馬基雅維利主義的世界觀結合在一起時，就把電影的觀賞體驗帶到了一個更高的層面。

——————————————————————

歡迎關註：
個人公眾號：加書亞在路上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