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道德焦慮的一場巡診

（文/楊時暘）

傑妮奔走在街頭，神情焦慮，她去往一個又一個地方，不放過任何一條細微的線索，作為一名全科醫生，在為各種病人治療的間歇，她幾乎成為了一名偵探，只為了得到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的名字。這是達內兄弟備受爭議的新作《無名女孩》的故事。相較於之前著名的《兩天一夜》，兩個故事有著某種微妙的共通——有關一個女性不停奔走、呼籲和溝通。而《無名女孩》中，傑妮的奔走更趨近於為了驅散道德焦慮。

一切起始於無心之舉。傑妮診所的工作異常繁忙，這個小小的診所要接待各類病人——從無法完全自理的老人，到沒有身份盡力躲避去大醫院就診的難民，除此之外，她還需要作為家庭醫生經常出診，更何況還帶著一個剛剛畢業的實習生。那天夜裡，診所已經下班，有人在樓下按了門鈴，實習生要去開門，被傑妮制止，第二天，警方上門尋求幫助，傑妮才知道，那個被自己忽視的女人被人殺死在不遠的地方。

道德拷問降臨得突如其來又尖銳無比。其實，無論從傑妮本人的理性出發，還是週遭所有人，包括警方的態度，都認為女人的死亡與傑妮拒絕開門並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繫。但是良心的關口並非理性所能解釋。她一次次覺得，自己如果應了門鈴，一切或許都會改變。這成為了第一層衝突：作為醫生，傑妮的天職是救人性命，但這一次，她卻讓人喪命。這成為了對她個人日常生活和一直守護的價值觀的巨大反諷。傑妮是個稱職又上進的醫生，而那個女孩的死亡成為了對自己的嘲弄。似乎，之前的所有對於診治病患時的努力都像是職業化的表演，而不是來自於某種內化的道德驅動。

傑妮接下來所做的一切其實同樣是治療——一種對於內心、道德和精神安放可能性的治療。她所能做的就是為那個無名女孩尋回身份。某種程度上說，對於任何一種外在的、有關他人的尋找，都是對於自己內心某種東西找尋的代償方式。

《無名女孩》其實隱沒著眾多深藏的細節。比如說，犧牲。傑妮已經得到了一份非常好的醫學機構的工作機會，但是，她選擇了放棄，自己接下了這個小診所的工作，甚至把家搬進了診所，應付每一次深夜或者凌晨突然響起的門鈴。這是最直接的一種贖罪的方式。診治病患的房間突然變成了囚禁自己的牢籠。而在這之後，很多故事推進的情節其實都暗合著某些社會議題。

傑妮的日常的工作一直是處理各種疼痛、縫合各種傷口，而她開始追尋那個無名女孩身世的過程，也意外成為了一種見證疼痛和企圖縫合傷口的行動——只不過是一種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上的診治。她奔走的過程成為了一種重新進入生活，重新進入當代歐洲社會的過程。

溫文爾雅的居家男人的嫖娼行為；看似老實的兒子對年邁的父親暴力相向；隱藏在普通小生意背後的性交易和人身囚禁；中產階級無聊又安穩的生活內部充滿孔洞和瘡疤的真相……這一切都一點點在傑妮的尋找之旅中慢慢敗露。她沒想戳破生活的保護膜，但卻意外潛入了生活的內部，某種之前她從未仔細窺探過的內容陳列在她眼前。而這又達成了另外一種心理景觀，一種嶄新的冷漠，如果說，那一次拒絕在深夜開門是某種完全可以接受的、無意的「冷漠」的話，那麼現在，就是一種除卻冷漠又真的毫無辦法的深重無力感。

傑妮為難民縫合了傷口，但也無法治癒全部傷病；為男人打了嗎啡，也沒辦法讓他的腰椎痊癒；那個男孩兒的消化不良永遠不恢復，因為她沒辦法紓解他壓抑的心理障礙；而那些瀕死的老人，她出了安慰和處方之外，也毫無辦法消解他們的恐懼……所以，你會發現，作為醫生，她診治的只能是表面，她緩解了某些癥狀，但無法剔除病灶，但面對社會疾病，她連癥狀都無法消除。她只能旁觀、見證，然後略過。

身份的焦慮與道德的焦慮一直瀰散在整部電影之中，那個前來向傑妮坦陳真相的男人在洗手間用皮帶自殺未遂的一幕像是對現實的映射——無奈、憋悶，在道德和誘惑之間掙扎，連解脫都半途而廢。

《無名女孩》在達內兄弟的作品譜系之中肯定算不上優異，它的敘述節奏以及那個死者的姐姐動情自述的結尾都可以變得更好。但它像輕盈的一划，還是讓人們隱約看到了那些包裝下面不堪的內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