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無因的反叛，而是美國精神史的病理切片

（文/楊時暘）

說起來，菲利普·羅斯也絕對算得上美國的國寶級作家，迄今為止，除了諾貝爾文學獎之外，這位老人已經拿下了幾乎所有象徵著文學最高榮譽的獎項。這部《美國牧歌》改編自他著名的作品《美國三部曲》之一。與其說，它講述了一段虐心的父女間斷絕關係的絕望故事，不如說它更像是一個反越戰浪潮當中的精神切片。它可以成為一個心理學和社會學樣本，從眾多角度都有著解讀空間。那父女關係撕裂得如此令人心碎，似乎讓人無從理解，但他們之間不只是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家庭的拒斥，更像是整個代際精神變化的縮影。

相較於小說原著更加豐沛的維度，電影版本當中選取了更加窄化和銳化之後的衝突。故事是從回憶開始的。多年之後的一場同學會上，已經60歲的「我」意外聽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兒時好友的哥哥「瑞典仔」已經去世。在很多人心中，他是兒時明朗的記憶之一，彼時時局動盪，這個帥氣的學生運動員總能讓人暫時忘記那些苦難。他是猶太人，父親善於經營，他繼承了工廠，娶了青梅竹馬的選美冠軍為妻，生了一個女兒。他是標準意義上的人生贏家。而這場第45屆高中同學聚會上，「我」卻意外得知了一段悲傷、失意和破碎的人生下半場的故事。

用回憶的方式呈現故事，其實是非常老套的表達，但在《美國牧歌》之中，這樣的引入和結尾時回到現實的呼應，卻有了另外一層「審視」的意味——如今，一切正常化之後，回頭抽離地注視一個特殊年代的心理景觀，那已經變得不可挽回的悲劇猶如夢境。

「瑞典仔」的女兒很可愛，只是有點結巴。她成長的年代正值美國反戰思潮的高峰時刻，年輕人開始用激越的行為表達自己的訴求。但問題在於，很多時候，他們的行為已經近似於另一種形態的戰爭。用當下的眼光去看，那就是一群恐怖份子。他們在郵局、商店安裝爆炸物，用一種暴力反對另一種暴力。這讓大批無辜的人受到傷害。瑞典仔的女兒加入了一個地下組織，親自安裝了炸彈，並且就此逃亡，不知所蹤。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家庭頓時陷入慌亂，父親開始了漫長的尋找，從未曾放棄，而母親變得乖戾，只能從整容，消費和婚外情中尋求慰藉。一個家庭早已分崩離析。

從表層去看，這不過就是一個悲劇故事，莫名其妙的青春期反叛，只不過反叛的程度過於驚世駭俗罷了，但是，從社會意義上看，我們能發現那些美國曆史之中不可逃避的一頁，對於越戰和反戰年代的重新認識，曾經被描述為青年恢弘精神圖景的反戰行動，那些浪漫主義的敘述，都被這個故事徹底改寫。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牧歌》成為了一種揭露，在浪漫和青春勇氣的遮蔽之下，隱藏了多少血肉橫飛。相較於戰爭的殘忍，這些打著和平與愛的旗號的年輕人，到底是否真的有如他們所言的那樣溫柔的訴求呢？當追問進展到此，就成為了一種精神層面的追問，從精神層面上看，一切又遠非到此而至那樣簡單。其實，女兒的乖張舉動，不可能只用一句青春期的叛逆就可以解釋。因為那行為持續了如此長久的時間，後來，女兒日益遁入不可理喻的境地，她在路途中被人強暴，被人脅迫，卻又自願信仰了某個印度的小眾宗教，拒絕清潔自己，也拒絕物質世界。從心理根源上講，這更像是一種對於原生身份的厭惡與撕扯。戰後那段日子，人們盼望著重新興旺經濟，她降生的這個猶太家庭，是一種標準意義上的中產階級環境。而她自己終其一生所反叛的就是這樣與生俱來的人設。中產階級的一切都如同商業廣告中呈現的一樣，有一種表演性的，近乎不可能的完美，而這一切卻真的在「瑞典仔」的生活中切實地呈現著。女兒與生俱來的結巴成為了一種反諷，像是完美生活上的天然瘡疤。在那個中產階級的大房子裡，她永遠無法連貫地說話，而日後，她過上了骯髒的乞丐生活，卻意外治癒了結巴。這成為了一道充滿嘲諷的隱喻。

有人覺得這不過是一個極端個案化的悲劇，但如果放眼那個時代，就會發現，那個女孩的身後潛藏著眾多同僚，那個時代催生出了眾多這樣的故事，只是它們沒有被講述和發掘。這個故事是對於一段精神史的總結，一份沉痛的病理報告。個人承受了眾多大時代巨變施與的重壓，那些內心版塊的扭結和錯位，最終需要找到一個出口。或許，直到最終，那些內心火山噴發殆盡的當口，連那個女孩自己都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麼會做出如此激越的抉擇。但悲劇的是，在當時，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衝突。那更像是宏大的、無形的時代重量藉由一個個弱小肉身進行的紓解。在父親的葬禮上，消失多年的女兒，衣著正常地出現的時候，那到底算不算是一種悔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