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柏林開幕片《姜戈》和藝術家的政治

為西方文藝作品提供了無數創作靈感的二戰和大屠殺一向是柏林電影節偏愛的話題，可能是受德國社會不斷反思二戰的大環境影響，又或許是柏林相對於其他電影節政治性較強的原因。今年的開幕片《姜戈》（Django）仍以二戰和種族為背景，但從我們最熟悉的猶太人大屠殺轉向吉普賽人的遭遇。這個傳統上居無定所的民族因其獨特的生活習慣和社會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在西方歷史上素來受到歧視。二戰期間重視「血統純潔性」的納粹對他們進行了系統性的謀殺，但因居住習慣、人口數量、缺乏話語和權力資源等原因，他們的故事往往不為人知。

影片講述法國吉普賽裔爵士樂手姜戈·萊因哈特（Django Reinhardt）在二戰中與德軍和法國抵抗組織的糾葛。萊因哈特是吉普賽爵士（法文jazz manouche，英文又稱swing——搖擺爵士）的創始人，二戰期間他的聲名正值全盛期，在巴黎的演出場場爆滿。佔領軍當局安排他到德國巡演，遭到拒絕後姜戈處境危險，在地下抵抗組織的幫助下逃到萊芒湖（俗稱日內瓦湖）畔的多濃（Thonon），意欲伺機渡湖逃人瑞士境內。

早已過上優渥都市生活的姜戈一家在這樣的極端情況下，又重新回到吉普賽親戚的營地，由於德軍對湖面嚴密監控，他們偷渡的日期也一再推遲。在法國抵抗組織的要求下，姜戈答應為當地德軍晚宴演出，自由不羈的吉普賽爵士讓德國士兵放鬆了警惕，抵抗組織趁機幫助一名受傷的英國飛行員偷渡到瑞士，又對德軍鐵路進行了破壞活動。然而當德軍洗劫吉普賽入營地的時候，法國人都別過了頭去。

世代承繼的偏見和歧視沒有因為戰爭的到來而煙消雲散，沒有因為共同的敵人而得到和解。在戰爭的大恐怖之下，基於種族的偏見繼續作用，將吉普賽人和猶太人一樣推到了苦難的最前沿。更令人髮指的是，因為吉普賽人口主要集中在法國、南歐和東歐，法國警察在針對吉普賽人的行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為生活在納粹淫威之下的受害者，卻要藉機變本加厲地欺壓更弱勢的群體。《姜戈》是一部面向當下現實的影片。記者會上導演艾蒂安·科馬爾（Etienne Comar）提到，希特勒掌權和法國戰敗，為法國社會中潛伏著的歧視的暗流提供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出口，各種仇恨和醜惡就勢洶湧而出。這無疑是對特朗普美國的一種暗喻。

但這樣的政治映射並非有意為之，科馬爾的初衷是要拍攝一個音樂家的傳記片，將其放在歷史的大環境下。後來他意識到，要避開政治話題是不可能的，因為「藝術（包括音樂）在黑暗中為人們帶來對自由的希望，當獨裁者攻擊自由時，他們往往也攻擊藝術。」搖擺爵士樂以它開放、多元、不屈的精神，讓獨裁者們坐立不安。片中對姜戈演出進行「審查」的德國軍官很懂音樂，向他提出了諸多要求，以使藝術符合政治和宣傳需要，然而這樣種「規訓」閹割了一個音樂類型的個性，也讓一切藝術家的個人風格變得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對於吉普賽人來說，這種音樂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他們生命力的象徵和源泉，對於其音樂的閹割也是磨滅其民族性的一種企圖。納粹對少數族裔的摧毀從肉體到精神無孔不入，是阿倫特所說的現當代社會特有的「極權主義」。

今天的吉普賽人仍有一小部份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住在自己的營地裡，仍然在經濟和社會發生問題的時候被當作替罪羊。最後一次也就是幾年前薩科齊任總統期間。為了讓影片更加真實，《姜戈》的主創人員深入一個吉普賽營地，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導演說，接觸到後期，自己和阿爾及利亞裔的男主角勒達·卡代布（Reda Kateb）已經成為幾個吉普賽家庭的座上賓。但最初的牴觸和冷漠始終提醒他們，民族之間的隔閡並未徹底消除。

科馬爾反覆強調自己拍的是一部藝術性的傳記片，也就意味著有很多歷史上的空白需要填補。影片以姜戈唯一的古典樂創作《吉普賽兄弟安魂曲》（Requiem pour mes frères tziganes）的演奏收尾，這是姜戈在流亡期間和戰後為死難的族人所作，大量使用宗教音樂元素，在歷史上只演出過一次。除了開頭非常著名的管風琴部份，這部作品並沒有完整流傳下來，多半是因為吉普賽樂人不喜書寫。

於是導演邀請了澳洲音樂人沃倫·埃利斯（Warren Ellis）按照姜戈的風格重新作曲。埃利斯與姜戈一樣未受學院正統音樂教育，他的音樂生涯始於搖滾，也是那一代叛逆反抗的音樂類型。但安魂曲涉及到音樂在讓人嚮往自由和代表民族性之外的另一個功能：通過將苦難崇高化來慰藉人心。卡代布引用馬丁尼克後殖民主義學者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的話說，彌撒的功能之一便是讓人逃避現實的痛楚，在心靈受到撫慰以後放棄抗爭，是殖民者的一種工具。所以在片中使用《吉普賽兄弟安魂曲》的時候，科馬爾非常注意強化心靈慰藉而淡化精神麻痹：在一般宗教音樂讓人凝視聖像的時候，他把鏡頭對準了主人公姜戈本人——這是一支人向人致敬、默哀的聖樂，人站在神壇的中央，是萬物的尺度。

片中有一處細節，講述二戰中處於德軍佔領下的巴黎，有地下放映場所可以看到英國人嘲諷納粹德國宣傳的作品。在《姜戈》里能看到的是英國電影人對德國意識形態片搞笑的重新剪輯，又配上象徵反叛的搖擺爵士樂，讓極權的宣傳變得荒誕不經。導演說，他不喜歡發表政治演說，也不喜歡藝術家直接參與政治，但他同意藝術本身可以是政治的，而藝術家的觀點應該通過創作來表達：「我們用自己的藝術、自己的作品來回答時代的問題。」

這或許也是影片能被選為柏林開幕片的原因。之前盛傳《拉黛貢德》（Radegund，暫定2018）有可能是今年的開幕片，這是名導馬利克以《細細的紅線》（The Thin Red Line，1998）獲柏林金熊獎後第一次重拾二戰題材，因此大家都以為是板上釘釘了。不料這位金熊、金棕櫚雙料得主並沒有來柏林，可能是想去今年坎城的七十大壽，可能是直接送類型片電影節，也可能是真的製作緩慢要等到明年。

《姜戈》則是艾蒂安·科馬爾的導演處女作，被選為頂級電影節的開幕片，還是有些令人震驚。在做導演之前，科馬爾是法國影壇極為成功的製片人，他製作的影片有兩年前坎城大熱片《我的國王》（Mon roi，2015，坎城最佳女演員）、講述阿爾及利亞基督教僧侶困境的《人與神》（Des hommes et des dieux，2010，坎城評委會大獎）和二十世紀法國西班牙移民的故事《六樓的女人》（Les Femmes du 6e étage，2010）。他製片人生涯的巔峰無疑是2014年的《廷巴克圖》（Timbuktu），這部茅利塔尼亞片呈現馬里通布圖在被宗教極端分子控制後平民的遭遇和沉默的抗爭，在坎城主競賽首映後又被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還拿下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在內的七項法國電影凱撒獎，對於一部根本就不說法語的片子來說也是頭一遭。

或許正是這樣豐富而具有全球視野的製片人生涯，加上《姜戈》影片中的政治資訊，讓柏林最終決定以它開幕。電影節主席迪特·考斯里克（Dieter Kosslick）說，本屆柏林選片的主題是「多元」（diversity），戰爭民族、東方西方、性別性向、傳統現代，在這個特朗普掌權唯一超級大國的世界裡，2017年的柏林選片是一種「抗議」（protest）。在北美頒獎季圍繞政治話題展開的同時，作為2017歐洲電影節中第一個大頭，柏林為全世界電影藝術家訂下了未來四年的基調：繼續反思、揭露、表現人類歷史上所有不寬容的思想和行為，在內容和形式上追求個性化風格和自由的表達。在多元價值受到政治威脅的黑暗時刻，藝術的明燈常在。

（本文修改版發表於《三聯生活週刊》2017年2月20日。未經授權，嚴禁轉載、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