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影片結尾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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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結尾，面對父親的詢問，女兒抖露出自己通過哭泣讓老師延長考試時間的事實，在瞬息間瓦解了父親幾天奔忙中到處「走關係」的徒勞。這一不太能夠讓人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收尾方式實際上指出了應對矛盾的兩條不同路線：通過愛與感動，開闢一條人道主義路線，以及通過層層關係網的編織，走法律之外的潛規則。結局很明顯：前者的成功宣告了後者的失敗。這不僅僅是父輩與子輩在面對同一現實問題給出的不同策略，同樣也是導演蒙吉所要宣誓的抉擇：同情與愛無法被制度所度量，它們從規章制度中超脫出來，應對嚴密制度的策略是愛，而不是尋找它的漏洞。這是一起「愛」的事件，它沒有發生在父親與女兒之間（正是這種付出的愛導致了所有問題），而是在兩個陌生人之間（女兒與監考老師），因而顯示著「革命」的跡象。

雖然這一筆昇華來得有力，但多少讓人覺得刻意。原因就在於頭天考試的時候，父親苦求校長才獲得了通融進考場的機會，何以憑著幾點眼淚就能讓在教育制度下摸爬滾打數十年的監考教師動情。如果說，校長讓女兒進考場只是在道理上尚說得過去，那麼延長考試時間不僅違犯了會考制度（可以想像如同高考會考是羅馬尼亞舉國的政策），同樣也對其他同學造成了不公平的後果。因而，這種突然臨至的解絕對策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讓整部電影順利收尾，並迅速獲致一個引發觀眾思考的空間，但它同樣面臨著一個合理性的責難。

這是導演個人意圖侵入影像的實例，當然不只於此。對於電影裡的那位父親而言，擺在他面前的雖然往往是「兩難」抉擇——比如在守法／違法，妻子／情人，受賄／不受賄之間——但這種「兩難」實則是一種假像。在羅馬尼亞這樣一個後－社會主義環境下，他根本只有一種選擇。如果說在受賄／不受賄之間，他尚守住良心的準則，那麼在守法／違法、妻子／情人之間他根本沒有選擇。為了讓女兒能出國留求學，不像他們一樣仍在羅馬尼亞過苦日子，擺在他面前的只有這樣一條路：即托關係作假。同樣，在妻子與情人之間，他也沒有面臨任何兩難的抉擇，如果說他確實在乎女兒對此事的看法，因而躲躲藏藏，那麼這只是為了讓她可以順利通過會考，不要分心。他絲毫沒有因為婚外情陷入道德困境。一個例子是當女兒最後搓破此事，他沒有表現出多大的悔意。

克里斯蒂安·蒙吉的這種敘事策略，與阿斯哈·法哈蒂在多部作品中展示的敘事技藝有本質區別。在法哈蒂的電影中，人物永遠徘徊在交叉路口，他們永遠處於一種兩難抉擇的困境中，《一次別離》的女傭必須在撒謊／不撒謊之間抉擇，對她而言，如果撒謊會違背宗教教義，但如果不撒謊自己便要為老人的死付出刑事責任，這兩種選擇的權重不像蒙吉電影中總是一邊絕對地傾向於另一邊，而是幾乎平等的。其中任一種選擇都將令其陷入不利境地，一種是宗教／道德的譴責，一種是自我利益的缺失。這樣，法哈蒂也就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敘事策略，通過讓人物不斷地陷入兩難抉擇，通過人物在抉擇前的猶豫來刻畫他們的性格，再通過人物的抉擇推進故事發展。因而，在法哈蒂的電影中，不僅結尾是開放的，它展開的各個節點也悉數開放給觀眾思考，觀眾可以在人物的任一種抉擇中獲得對於其個性、社會現狀、文化構型的相關認知。

但在蒙吉的電影中，自始自終都處於單線推進的狀態。比如在《畢業會考》中，女兒必然將遭受傷害，這是電影開頭那一塊破窗而入的石塊所提示的，女兒的會考必然會因此受到影響，而父親必然會為了女兒能拿個9的平均分好讓她出國，四處去奔波，甚至不惜違背潔身自好的素質觸犯法律，而在此層層交織的關係背後，其中某位當權者必然會被檢查，而這位父親隱秘的暗事必然會東窗事發……因而，這種邏輯並不像法哈蒂電影中每一個節點都有相似的分叉可能性，它看起來似乎具有兩種不同選擇的可能性，但真切分析起來其實是一種敘事假像。在兩種作者身上產生這種差異性，究其原因，也許在於在一個已然資本化通過背負著過度制度化遺產的東歐社會，個體漸漸演變為一種抽象性存在；而在伊朗社會中，信仰則被放在首位，這樣也就導致了在外在僵死的制度下還有內心的道德法則可以來進行相互權衡。舉個例子，在《畢業會考》中，父親的婚外情不想讓女兒知道的原因不在於他因此陷入的道德困境，而僅在於不想讓女兒的會考因此受到影響。一種單向度的為利益所裹挾的思維方式，自然只能產生直線推進的敘述邏輯；而這種手法或許正是蒙吉批判現實所需要的。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