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吉電影的小說性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在我的觀影記錄里，安哲羅普洛斯、基耶斯洛夫斯基、貝拉·塔爾、楊索這些人都被歸入「東歐」這一標籤下。他們共同構建起一種既模糊又明確的「東歐性」：在深沉而蘊藉的情緒中，以長鏡頭進行歷史或哲學的沉思。換而言之，長鏡頭作為最顯著的形式語言不再是純粹的能指，比如，我們很難想像安哲會在一段快速剪輯中完成對「哭泣的草原」尤利西斯式的深情凝視。

大概正是置身於這一偉大的「東歐性」之下，克里斯蒂安·蒙吉在《四月三週兩天》、《山之外》、《畢業會考》中呈現出來的異質性才如此有趣。就最粗線條的譜系來說，蒙吉當然是長鏡頭美學的實踐者。但在他的影片中，詩意隱退，剩下的是情節的精心推進以及在這一推進下現身的日常生活。在大多數時候，技法本身無跡可尋，甚至他標識性的搖動跟拍鏡頭也都是服務於「失去/尋找」這一母題。

如果說，安哲是（最純粹也最偉大的）電影詩人，那麼，蒙吉就是優秀的小說家。關於詩人與小說家的區別，有必要援引巴赫金，「詩人的語言是他自己的語言，詩人始終不可分地存在於這語言之中；他利用這語言的每一個詞形、每一個詞、每一個語彙，都為了直接的目的（所謂不加括號的目的），換言之，是純然直接地表現自己的意圖……小說家不清除詞語中他人的意向和語氣，不窒息潛存於其中的社會雜語的萌芽，不消除顯露於語言的詞語和形式背後的語言面貌和講話姿態。相反，作家讓所有這些詞語和形式，都同自己作品的文意核心，同自己本人的意向中心，保持或遠或近的一段距離」（《小說理論》，河北教育1998，p65、80）。

簡單地說，詩人是獨一的強主體，在統合性的烏托邦話語中說自己的話；而小說家則將主體距離拉遠，將駁雜的社會話語引入作品，構建一個眾聲喧譁的意識形態生態場。正是從這裡，巴赫金髮展出小說的對話理論。以此來觀照蒙吉的作品，我們足以勾勒出其小說性的變遷，以及在這種變遷背後作者自身關於對話的不同態度。

2007年的《四月三週兩天》在當年摘得金棕櫚，成為蒙吉最負盛名的作品。女主為了幫助室友秘密墮胎而被迫於醫生發生關係，印象最深刻的倒是她在男友家庭宴會中的疏離，以及隨後她在黑暗中的漫長奔跑。當時我記下的是：「拜倒。詩意而深情的東歐長鏡頭看過很多，但在陰冷、壓抑的氛圍里能用長鏡頭把現實拍得如此粗糲、刺痛而驚心動魄的，蒙吉是一個高峰」。

現在看來，蒙吉異常殘酷地劃開了羅馬尼亞中產階級（以醫生為代表）道德生活的假面，並以女主心跳般地黑暗奔跑宣告了這一鴻溝的不可逾越。這種絕望、充滿侵凌感和無力感的對話性在五年後的《山之外》中得到了延續。不同的是，如果說在《四月》中蒙吉的主觀情感明顯傾向一方的話，在這部片中我們已經很難對對話的雙方做出輕易的道德判斷。

阿麗娜作為一個從德國來的闖入者，一心要帶走自己的愛人維克琪雅，而後者卻是一個虔敬的修女。大而言之，她代表的是宗教驅魅後世俗文明對古老宗教文明秩序的侵入和挑戰。但蒙吉無意於思辨或批判，相反，從神父、院長到眾修女們，他們身上都有著某種令人肅然的、樸素的宗教情感與道德激情。在這部電影裡沒有一個壞人，有的只是對話的無可對話性，它帶來了根本的矛盾衝突，並最終倒向了虔敬的神父和修女們「殺死」阿麗娜的悲劇結局。

很難把這樣一部影片納入敵基督的序列。無論是《聖山》的意象紛繁還是《都靈之馬》的簡省和復言，它們背後都有同一的理念或思想在說話。而「小說中的雙聲性總是趨向於形成雙語現象，以此作為自己的極致。所以這種雙聲性既不會拓展為邏輯上的矛盾，也不會變為純粹戲劇性的對立。這就決定了小說中對話的一個特點：使說著不同語言的人們趨於互不理解」（同上，p143）。在《山之外》中，蒙吉也只是描述一座偏僻的羅馬尼亞修道院中兩種生命邏輯的戰爭。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他不斷地引入新的對話主體，比如醫生、警察、檢察官等等。詩人/哲人電影做減法，蒙吉卻在做著加法，這是一個小說家的本分。

在蒙吉這三部最受關注的作品中，《畢業會考》無疑是最溫暖的。蒙吉依然做著加法，由一次強姦未遂事件出發，精心編織出一個複雜的對話關係網，官僚（市長、警長、考試委員會主席等）、技術菁英（醫生）以及年輕世代等彼此間的意識形態對子描繪出一幅羅馬尼亞當代社會生活廣角圖，其中最核心的對子是「父與子/女」。理想失落的父親一心要讓女兒伊萊扎留學英國，並動用社會關係打點好一切（當然，這意味著背叛了自己的道德準則）讓其在畢業會考中作弊。然而女兒的拒絕拯救了父親的道德失敗。事實確實如此，儘管我們最終也不知道她是否離開自己的國度，但片末父親在其畢業典禮上拍照的鏡頭既意味著雙方的和解，也意味著女兒對父親嚴肅的糾正。

最後的拍照鏡頭充滿了對話性，也充滿了成長意味。在經歷了這一切糾葛之後，父親的生命邏輯成為了伊萊扎超克的對象，她成長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的理性主體，也證明了父輩並非live for nothing。眾所周知，巴赫金對話理論的內在動機之一是對蘇俄時代的專制話語製造顛覆，在他看來，唯有在對話之流中才能形成積極的現代主體，「意識為獲得獨立的思想精神生活而覺醒，要在她周圍的他人話語世界中實現」（同上，p132）。在這一點上，《畢業會考》中的蒙吉再次與他暗通款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