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誰都不能怪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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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美國大兵比利·林恩因為被意外拍到在戰場上救護戰友而走紅成為國家英雄，但他內心只不過是個單純的小伙子。在短暫回國休息的時間裡，他一方面面臨國家和商業利益而產生身份焦慮，另一方面又因戰爭創傷、愛情、親情和戰友情而引起情感波動，最後在戰友們的「真情告白」中找到歸宿。

李安通常被冠以「中西通吃」的名號，但這「吃」根本上是避重就輕地「吃」。這在他的兩部戰爭片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南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均是美國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李安均選擇「男孩成長」作為切入點。用人性表現戰爭殘酷是電影創作者的慣用手段，在引起情感共鳴方面尤其有效，不過又常被用來作為「避談政治」的理由。但戰爭歸根到底是政治的延續，談戰爭不能不談政治，於是李安的短板就暴露出來了。李安的兩部片均表現「小人物無力左右政治，只好安份做好士兵職責」這種狹窄觀念。《比利·林恩漫長的中場休息》在前面大部份時間似是而非地批判了戰爭殘酷和利益至上之後，以主角和姐姐的一個感人擁抱以及戰友們的「真情告白」來消解前面聊勝於無的批判力度。主角姐姐作為電影中唯一的反戰聲音（儘管也很表面），一個擁抱就軟了，這就是導演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倒不如加入街上「免費擁抱者」的行列？主角拒絕大商人的惡意降價，然後又和戰友們屁顛屁顛地回去充當大財團開拓資源的馬前卒？

當愛被用來消解對戰爭的批判、戰友情被用來掩蓋戰爭背後的利益驅動時，這些所謂的「普世價值」就不是創作者所想像的那麼「純潔」了。當然，創作者如李安自然會像比利·林恩那樣擺出無辜者的姿態（「世界太複雜」，「我只是講故事的人」）來避開批評；他們有時標榜自己沒有思想，有時又標榜自己思想獨立，寧願作這種自相矛盾的立場也不願承認自己依附於鉗制主流思想的統治階級，更不願承認自己很多時候也成了壓制反對聲音、宣揚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工具。電影最後「真情告白」段落里范·迪塞爾那句「美國是個小孩國家，要到別處成長」（大意）和《與魔鬼共騎》最後的邁向西部是一脈相承的。有人說這是「民主輸出」，有人說這是「開拓者殖民主義」；對於被列強欺負過的中國人來說，這種思想有個熟悉得多的名字：帝國主義。當然，對於時而心懷天下時而避世獨居的知識分子而言，「美化侵略」的帽子是太大了：「世界太複雜了，我只是個講故事的人。」

李安的厲害之處不在於他的電影，而在於他的圓滑。拍爭議題材時說「我只是講故事的人」，嘗試技術試驗時強調「大家應該保持開放的心態」，這些話的實質跟「你媽是女人」沒什麼兩樣，但關鍵是他所呈現的態度：這種似乎保持謙虛實際上先聲奪人的做法往往成為他下臺階的一種方式，讓人不忍責怪。影評人們，不管老中還是老美，都很吃這一套，紛紛為他開脫。這在李安拍砸了的時候尤其明顯：120幀效果不好，他們怪技術不合適，並褒獎導演「勇氣可嘉」，甚至為120幀視覺效果貼上「實驗電影」或者帶前綴的「現實主義」標籤；故事有問題了，他們就說李安「其實在說另一個故事」，或者怪原著和編劇。總之，怪誰都不能怪李安。如果大家以這種心態看張國師的電影的話，影評界可能是另外一副光景了。但誰又能保證不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