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科學難題變成愛情故事

《索拉里斯星》，是波蘭作家、哲學家斯塔尼斯拉夫·萊姆最為著名的科幻小說，也是公認的科幻史傑作。小說虛構的索拉里斯星是一顆雙恆星系統下的全由海洋覆蓋的詭異行星，種種跡象表明，那一整片海洋是一個巨大的生命體，這激發了人類與其溝通的興趣。

小說主人公克里斯（心理學家），由於好友在索拉里斯太空站神秘死亡而前往調查，與那裡僅剩的兩名科學家斯諾特（控制論專家）和薩托琉斯（物理學家）共處期間，自己已去世十年的妻子哈莉出現在身邊，他進而發現，每個人都遇到了相似的事件，而好友也是因為這一原因崩潰自殺的。

逝者復活，是索拉里斯星對人類記憶和心理的物化複製行為，這顆星球似乎在通過使用神秘力場而聚合中微子形成人的擬態實體，以思考和理解人是什麼。

好了，人是什麼，進而生命是什麼，這個終極問題，就是萊姆以哲學思維架構科幻小說的基礎，也是這部小說成為經典的原因之一。另外幾個原因包括：虛構了一個近似於神的超出人類經驗的行星生命體、虛構了一段精彩豐富的索拉里斯科學發展史、描述了索拉里斯星令人震撼的擬態活動場景、觸及了情感與理性的相互愚昧與相互自負問題，等等。

下面從小說的最後一句話進入今天的正題：

「前面等待我的是什麼，滿足、譏諷和磨難嗎？不得而知，我只是深信，殘酷的奇蹟還會不斷上演。」（by：克里斯）

1972年，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將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索拉里斯星》，電影的結尾，對這句話進行了推演：索拉里斯星在接收了克里斯的全腦電波轟擊之後，醞釀了更大規模的擬態行為，不再僅僅複製記憶中的一個人物，而是隆起一座島嶼，將克里斯記憶中的家園、年老的父親，甚至是狗、樹木、公路一一複製出來，並且複製了可以直接呼吸的地球空氣，克里斯最後跪在父親腳下，進入到時間在記憶和現實中無限綿延下的未知、無措之中。

由文學改編而來的電影，我們通常會以忠於原著或不忠於原著來給它貼標籤，前者的典範比如《魔戒》三部曲或《權力的遊戲》前四季，後者例子很多，不勝枚舉。

是否忠於原著，其實根本上不該是個問題。因為如果電影的職責是復原文學的敘述場景，那就太無趣了，除了投讀者粉絲所好、出售情懷之外，實在別無意義。好的文學改編電影，首先是好的電影，也就是說，無論對原著的忠實度有多高，電影自己必須自洽、完整。

撇開忠實度的問題，我們只看電影的好壞。好的例子比如斯坦利·庫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遊》，極盡音響和視覺的可能，所達到的效果不輸於原著，而對這一題材的思考深度，更是影響和幫助了克拉克的小說創作（這部電影和小說是同步創作的，而小說的後三部，沒有庫布里克的參與，克拉克越飛越高、越寫越差）。

反例同樣來自庫布里克，《洛麗塔》的失敗在於庫布里克對細微情感的把控力遠未達到，而電影也因此顯得在情感上不太可信（他的這一問題在臨終前的《大開眼戒》中已不存在了）。

回到《索拉里斯星》，史蒂文·索德伯格在塔可夫斯基30年後再拍《索拉里斯星》，從原著中提取了愛情這一大俗賣點，而對電影特效、故事邏輯、反思價值等等不管不顧，整部電影一塌糊塗，不值一提，而他這種糟糕的做法，塔可夫斯基早已在斯諾特對克里斯的對白中警告過世人：「不要把科學的難題變成一個普通的愛情故事。」

改編電影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仍然是原創的問題，這裡舉兩個塔可夫斯基《索拉里斯星》中非常細微的例子來說明：

1，哈莉第一次復活於克里斯身邊時，在談話中走到鏡子面前，看到鏡中的自己，對比了照片，才發現自己是哈莉。

這個細節非常精彩，萊姆在原著中有一個同等精彩的細節：哈莉的裙子是一件完整、無法解開和脫下來的裙子，他們只好以剪刀剪開。哈莉是索拉里斯星從克里斯的記憶里複製的實體，它複製了物質形態，但並沒有理解裙子的原理，而哈莉這個實體誕生之初，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是誰」。塔可夫斯基增加的這個細節，讓萊姆的設定更可信了。

2，斯諾特將紙片撕成紙條貼在通風口上，告訴克里斯，這是吉巴利安（克里斯正是因為吉巴利安之死來到此地）發明的方法，讓你在睡覺時，可以感覺聽到了樹的聲音，薩托琉斯雖然對此不屑一顧（物理學家的自負），但也貼了紙條。

這個細節也是塔可夫斯基的精彩創作，他直抵一個根本的人類處境：對情感、感官、記憶的需求，無論是理性派還是感性派，都是一樣的。這是對萊姆設置的人的對立性的更生動的細化和表現。

這樣的細節，建立在導演對原著的深刻思考和認真理解之上，而這一基礎，是所有作品得以成立的基礎之一。塔可夫斯基比其他導演的優秀之處，就包含這一素質。

這樣的精彩細節還有很多，不一一舉例了，再說塔可夫斯基的兩個比較大的精彩改編之處：

1，電影中的圖書館場景非常少，最長的一次是斯諾特生日時邀請克里斯（哈莉隨行了）和薩托琉斯在圖書館聚會，除去幾人對複製人、科學探索、信仰等討論外，最精妙的是失重三十秒時，燭台、哈莉和克里斯在圖書館漂浮起來的場景，這一場景可以說是科幻電影中對失重表達最美的一幕。

而圖書館是原著中非常重要的場景，克里斯多次進入圖書館中查閱的行為，萊姆花費了大量篇幅，並通過克里斯閱讀的視角，串聯起一個完整的索拉里斯行星科學發展史，期間也完成了他對科學、哲學、想像力等的深刻反思。而萊姆對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不太滿意的原因，從此處也可以猜想一下，也許恰恰是一個理性主義者與一個感性主義者的不合。

2，塔可夫斯基將飛行員貝爾通設定為克里斯父親的朋友，電影開頭的幾十分鐘，緩慢而沉著地鋪墊克里斯的內心狀態的過程中，細緻交代了貝爾通在索拉里斯表面的奇異經歷和後續在科學委員會的遭遇，並且以一個長達六分鐘的貝爾通坐車穿越東京高架橋的場景來表現這個人的狀態。這種做法是完全塔可夫斯基式的，或者說，是風格化的。

這種風格顯然與萊姆是背道而馳的。在原著中，關於貝爾通的經歷，克里斯是在圖書館讀到的，他也並不認識貝爾通。這個情節設定上的巨大改動，是因為兩位作者關注的主題完全不同：萊姆關注的不是個人，而是人類的普遍問題；塔可夫斯基關注的是個人，他以此來思考人類的普遍問題。

所以，塔可夫斯基和萊姆的矛盾是無法避免的，而他對原著的改編也是一種必然。這種必然表現了作者的強大和完整，也才有可能促成一部作品的獨立、完整。改編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一個取捨的問題，到這裡，這個問題甚至已經不再存在了，任何好的作品，都是一種獨立的全新的創作，而原著，僅僅是一塊材料、一個起點，這樣的材料和起點，還需要很多：改編者的精神、情感、審美、風格等等，以及對於自己的創作語言的深刻理解和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