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的手停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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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離人》與現代生活

我發現我的神經不再屬於我，
缺氧的腦袋不能支配雙手。
——永邦《支離人》

電影自其誕生以來，一直受哲學家、精神分析家們等人青睞。因為，一場電影好比是一場夢，片段與片段相互拼湊，所映射出的正是人類內心的「不可言說」，於是，哲學家、精神分析家們便可歡天喜地從中尋找驗證自己理論的證據。
為此，齊澤克還曾拍過部略有些怪異的紀錄片，叫《變態者意識形態指南》。表面上，這位當代大哲似乎在循循解讀各類影片，而實際上，卻是將電影拿來當自己學說的註腳。於是，一路看下來，感覺不像是看完一部紀錄片，倒像是讀了一篇論文。照此邏輯，電影，乃至生活中的各種瑣事，都包含了某些形而上層面的東西，等待著如齊澤克等哲人去發掘。
雖說這種帶著「有色眼鏡」看世界的方式多少有些彆扭，彷彿《紅樓夢》中賈瑞端著風月寶鑑看鳳姐，明明一個大美人，叫鏡子這麼一照，全然只剩一副骷髏而已，不過，有了這種讓我們多繞幾個彎兒來思考一些問題的「看法」，在某些時候，倒也可作為「裸眼」以外的一種補充，畢竟只是少數人這麼幹嘛。
幾年前，一次偶然（輸錯了關鍵詞），找到一部極詭異的電影——《支離人》。想著隨緣即觀之，乍一看，此片製作實在算不上精良，劇情也不甚出彩，查了相關資料後發現，主角傑夫·法赫竟在著名的B級片《刑房》中也出演過，而導演埃里克·瑞德更是慣於拍攝恐怖電影，於是恍然大悟，敢情這片兒就是個B級片以上、商業片「未滿」的電影。
全片劇情倒是簡單。心理醫生比爾不僅是老師，還幫犯人做心理輔導，在一次車禍中，他的右臂必需截肢，主治醫生韋伯為其做了移植，而且手術相當成功。但是，當比爾回家後，他開始覺得不對勁，常常有血腥、殺人的畫面在他的腦海划過，於是他去做了指紋比對，發現這隻手屬於一個已被執行死刑的殺人犯，而那個殺人犯曾殺過五個人。因此，比爾開始懷疑這樣的手術是否會影響到他的，於是他找到另一個也接受過手臂移植的人，那個人是一位畫家，自從他移植了犯人的手之後，他所畫的畫全都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另外一名接受雙腳移植的病人，自從接受了雙腳移植之後，當他開車時，腳常常會突然不聽使噢，而差點發生車禍。而事情更為詭異的是，原來這名殺人犯還沒真正死亡，他正通過韋伯醫生想恢復自己的身體，於是正邪對戰將故事推向高潮。
結局當然是邪不勝正，憑著主角光環，比爾終於破壞了殺人犯和邪惡醫生的復活計劃。不過，這裡也留了我們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身體在生活中到底居於何種地位？
1、不受控制的身體
喜劇片中，常出現這樣一類場景，出於某種原因，主角的身體不受自己控制，結果做出很多令人捧腹的滑稽動作，典型如《摩登時代》中的卓別林。當然，因為是喜劇片，所以，滑稽動作最終導致的不過是小麻煩不斷，終究都沒釀成什麼事端。
不過，轉到恐怖片，這就不是小事兒了。《驅魔人》中，小女孩的身體被邪靈佔據，《閃靈》、《咒怨》中，怨靈寄宿於主角們的身體上，每一個活著的人都可能被轉化為邪惡實現其意志的工具。
事實上，在今天，不受控制的身體，簡直就是一種常態。你以為是自己要學習，實際是公司、社會彼得急；你以為是自己要減肥，實際是老闆默默地將升職加薪機會給了比你年輕貌美身材火的同事；你以為是自己要結婚，實際是家中父母催得緊。
但是，一旦承認了存在全然與自己意志無關的行動，某種意義上，這些「被動」行為在讓人極其難堪的同時，也讓人產生一種「解脫感」：嗯嗯嗯，這不是我自己做主得了的，是別的東西控制了我。於是，在這種被控制之中，我們內心生出了從既定義務中逃離的快感。
說著說著，我們似乎走到了黑格爾所謂的「主奴辯證法」的領域中。一方面，主人似乎作威作福，奴隸在這樣的權勢面前只有卑躬屈漆，另一方面，主人則是牢固地被供養奴隸的義務所「控制」，而奴隸則在其中找到了逃離義務的「快感」。
從這種角度出發，電影《支離人》可以被理解為主人公逃離自己所犯罪行的一種「藉口」。當比爾與其他接受移植手術的人感受到因移植而獲得某些「好處」時，他們是相當享受這樣的意外收穫的。比如，原先畫家的畫相當中規中矩，而在移植手術後，畫風大變之後暴得名氣，縱然自己已經覺察到有些不對勁，但他對此視而不見，而是將其合理化為靈感突發。但是，當「好處」轉變為對人對己的「壞處」時，比爾敏感地覺察到這種轉變，並採取了某些行動試圖消除負面影響。直至最後，他將這種罪惡行為歸結至外在力量的影響。
難以區分的是，在這隻「邪惡的手」還屬於自己的時候，我們如何判斷，罪行到底是由誰犯下的呢？是它現在的主人，還是它的原主人？
2、身體的罪惡？靈魂的罪惡？
要分析上面的問題，有一個人必須提到，那就是笛卡爾。
別以為笛卡爾只是一個「座標系」的命名者和發明者，在西方思想史上，笛卡爾可說是一名與愛因斯坦齊名的奇才。雖然，我們都知道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正是因為這句話，笛卡爾才更為虔信上帝。
我思故我在，通過「思」的活動，讓自我找到一個確實存在的證明，但是，這個自我是僵化的，因為，在這個世界之中，還存在著諸多「自我以外」的事物，如果不解決自我與世界的聯繫問題，那麼，自我就像是在海里嗆了半天水、抓不著救生艇的落水者，最終不免因為體力匱乏而淹死。如果說，為自我存在找證明已經夠普通人想一輩子，那麼，怎麼將這個自我與世界相聯繫，這才是讓天才笛卡爾想破腦袋的事情。
萬般無奈下，笛卡爾只得求助於神學，搬出「上帝」這個萬金油。他說，嗯，正是有上帝的存在，才讓自我與世界有了確定與實在的聯繫。
但是，這樣的論證為後來所謂的「身心二元論」留下了隱患。笛卡爾說：「是靈魂在看，而不是眼睛在看。」在「我思故我在」的論證中，自我以心靈的方式得以呈現，與此相對的則是世界。透過萬能的上帝，自我找到了一條救生艇得以將自己送到彼岸的世界。而「身體」作為心靈與世界之間的橋樑，處於一種較為尷尬的境地，它既是心靈延伸的極限，也是世界接觸心靈的窗口。
有上帝存在，一切OK，但是，當啟蒙的力量將上帝「驅逐」，身體的難堪處境就進一步凸顯了。
另一方面，在古希臘文明廢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基督教神學，拋棄了原先古希臘人對「身體」的崇拜（這種崇拜尤其體現在古希臘羅馬的雕塑藝術中），「身體」被認為是低等的，是劣於靈魂的，只是靈魂的暫時居所、以及束縛和讓其墮落的源頭。
於是，笛卡爾的身心對立，與基督教的鄙視身體，奇妙地結合在一起，變成了一種禁慾的身體觀。身體必須時時刻刻置於「被規訓」的位置上。一旦放鬆警惕，來自不可知世界的邪惡力量就會透過身體來作祟，最終讓靈魂墮落。
3、移植——邪惡的轉移
如果說，在過去，個體的墮落還只是間接地影響到他人，那麼，移植這種方式，變相地將邪惡之源直接接到了我們的身體之中。
梅洛-龐蒂認為，物體之所以是某物依然依賴於身體對它的把握，所以「物體是在我的身體對它的把握中形成的 」，物體並不能脫離身體的感知而成為物體（或者說具有其存在的意義），因此「物體不可能與感知它的某個人分離，物體實際上不可能是自在的」。
這種物體在身體的把握中存在的特點，在身體把握自身時，問題就變得複雜了。身體又是如何把握自身以及與自身類似的身體呢？尤其是在影片中的「移植」案例中，當原先作為「異質」的身體，被新的身體所接納時，作為主體的身體如何對待曾經是客體的身體。
而這一問題也涉及到，如何處理寄宿於被移植身體的靈魂的部份。
當身體還是一個整體時，問題並不存在，因為，身體與靈魂是協調一致的，謹慎的身體與謹慎的靈魂相對應，而罪惡的身體與罪惡的靈魂對應。任何針對身體的懲罰，同時也是對於靈魂的懲罰。但是，移植這種技術手段讓身體的統一性被打破，一種身體與靈魂的錯配便產生了。
身體在面對外在的事物時，只需簡單地將之視為純粹的「客體」即可。為了恢復被打破的統一性，作為主體的身體試圖讓客體的部份身體服從自己的安排，但是，這個所謂的「客體」本身就是另一個「主體」，如此，身體就成了主體之間的鬥爭場所。
4、廣義的「移植」
當然，一般情況下，很少人會經歷移植手術，但是，技術進步讓我們面臨另一個相似的問題，即手機等移動設備的使用。
麥克盧漢曾言，媒介即人體器官的延伸，當我們每天超過4個小時和手機難以分離時，某種意義上而言，手機儼然就是被「移植」到了我們的身體上。即使我們爭辯說，手機是純粹的技術產物，是冷冰冰的「物」，與那種寄宿著邪惡靈魂的身體不同。但是，當手機中一條條資訊跳躍、提醒人們做這做那時，我們難以分辨，其中是否真的就沒有靈魂存在。
這就如曾流傳過一個段子所說，如果有一天外星人造訪地球，他們會發現，統治地球的是一種會排出污穢氣息、發出轟鳴怪聲、方方正正的鐵傢伙們——汽車，而人類不過是寄宿於這些鐵傢伙之中的寄生蟲。僅僅從外在表現來看，我們很難說清手機里沒有一個自主的靈魂。
於是，這種另類的「移植」就意味著身體的統一性再次受到了挑戰。

我們常說，現代性或後現代性將所有人的生活拖入一種碎片化的狀態中，但這種大而化之的概括並不能讓人看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實際上，正如之前說過的，一個撕裂的身體在今天必然是一種常態。
不多說了，我的手又不受控制了！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