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得上獅子山，飛不出香港

青春是時間之殤。

香港亦是。
                 
如果去掉與香港有關的細節元素，從獅子山到玫瑰園，從校園搖滾歌曲表演裡的郭富城，到生於 9 月 12 號、死於 2003 年 4 月 1 號的飛行員。《哪一天我們會飛》跟去年台灣青春片《五月一號》（內地改名為《 17 歲》）大同小異，結尾都閃回出現了一次追憶似水年華般的美麗遺憾。


但要在侷促樊籠般的香港，拍出自由無限的青春片，難度其實更高（不僅僅是《王家欣》存在的穿幫風險）。再有，香港本地製作注重商業類型片，抑制了文藝抒情青春片的可能。要知道，這是一個催促所有人儘快成年，逃脫不了資本制衡，被越削越尖的金字塔社會。

除卻青春片自帶的感傷無奈，《哪一天我們會飛》不斷扣回到了「時間」——這個迷人且在持續發酵的本地話題。畢竟香港的命運，本身就有一個虛無縹緲的時間承諾。

我約大家九七那天，回港相見。回到過去不久，電影第一次出現了 1997 ，電影重點提及了啟德機場和移民潮。如果熟悉香港的地理位置便能知道，這個地方不存在偷渡、下南洋和邊境風雲之類的詞彙。一個帶有雙重含義的「飛」字，說的就是離開。離開香港，遠行他方。

開頭和結尾，《哪一天我們會飛》都出現了俯瞰這座城市的航拍鏡頭。高樓林立，看上去還是那顆美麗的東方之珠。然而，如果回到作為影片時間背景的 1992 年到 1993 年，羅卓瑤拍過一部電影，叫《秋月》。它講述移民潮之後的香港，有如一座空城，社會上瀰漫著前所未有的焦慮和挫敗情緒，主人公是一個困惑的青春期女孩，還有一個迷茫的異鄉人。

正因如此，無論紙飛機還是墓冢，它們背後的意象都極端悲涼。承認夢想破滅，卻還要所有人堅信夢想的離歌哀曲，遠遠超乎了一部青春片所能承受的重量。


《哪一天我們會飛》也有平易近人的楔子。無論香港還是大陸，一場總該到來的同學會，它們引發了差不多的人生漣漪。同學會的橋段，幾乎也是中國青春片的必備橋段。兩男一女三位主人公登場後，電影正文不斷在現實和過去中游動。一隻手是青春愛戀，一隻手是夢想計劃。

現在時部份有無法掩飾的疲憊感，還有其他電影講了千百次的中年危機，一年比一年癢。貌合神離的夫妻，他們上一次旅行，已經是五年前了。但這個家庭背景，沒有用來製造「現實很慘澹，過去很美好」的老套橋段。相反，《哪一天我們會飛》講的是夢想計劃實現了，那又如何。這個夢想，真是當年的夢想嗎？夢想以後，這一代香港人，還應該做點什麼？畢竟，他們住著一套寬敞的房子，各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卻產生了無以為繼的失落痛苦。

獅子山下的一萬架紙飛機，那就真的是一個夢吧。

在記憶中的英仁中學，校園角落充斥著過曝的光線，發黃的視覺氛圍。學生們打打鬧鬧，唱唱跳跳，主人公還能有一個秘密基地，肆意進行著與飛行有關的暢想。除了夢想與未來，在今昔對比中，電影還出現了《龍珠》，《大時代》，長者的話，公民教育等等，堪稱一篇關於香港青春的議論文。


黃修平也對自己的電影導演職業進行了調侃。但說實話，與其借電影說香港電影，過早地暴露打情懷這張牌，影片不如把那些扁平乏味的對手戲先做做好。《哪一天我們會飛》像《狂舞派》那樣，一口氣推出了好幾個年輕演員： 蘇麗珊、遊學修和吳肇軒。雖然顏卓靈和蔡瀚億在這兩年接演的都是小配角，黃修平一直用給自己造血的方式延續香港電影的血脈。不過在指導演員進入角色和現場調度時，黃修平還可以做的更好。以彭盛華帶餘鳳芝出去跳舞喝酒為例，前後銜接有問題不說，酒吧發生的一切，實在缺乏神采。與之相反，圍繞打火機，黃色還是白色，一隻貓還是一隻鳥等明顯有經過巧妙設計的編劇橋段，戲劇效果顯然強出不少。

看臺灣青春片，我們總能知道，那邊的年輕人，大概是怎樣。看大陸青春片，我們不免要驚呼，清一色的墮胎青春，比墮落青春還可怕。唯有香港，缺少青春片，要嘛是老港片裡頭，周星馳們重新穿上校服回去溜躂，要嘛就是陳果電影裡無所事事的底層少年。而黃修平一心一意在做的，就是填補上香港青春片的空白，無論是挫敗了繼續打氣的《狂舞派》，還是落地了又重新放飛希望的《哪一天我們會飛》，他都用一種少見的理想主義情懷，堅持著固守本地的電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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