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科波拉如何描繪「竊聽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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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科波拉有兩部作品問世，一是《教父2》，二是《對話》（又譯作竊聽大陰謀）。與《教父2》不同的是《對話》沒有複雜的恩怨情仇，它的故事簡單到可以用「一條錄音帶引發的血案」來概括，但當科波拉把這一個簡單的故事給掰開揉碎以後，電影對當時美國社會辛辣的諷刺，人性的複雜探討以及科波拉嫻熟的鏡頭語言應用都是這個簡單的故事散發著特別的魅力。

哈里·科爾（吉恩·哈克曼）是美國的一位竊聽大師，竊聽行業中的領軍人物。這次他受僱去竊聽一對正在廣場上行走的戀人，竊聽很成功，但在他交材料的時候出了意外。他發現被竊聽的目標正是僱用他的公司老總的手下員工。這一發現讓他陷入了複雜的內心鬥爭以及利弊權衡之中。故事由此發展。

在他進行內心鬥爭的過程中，起著決定作用的便是哈里做的夢：瀰漫的煙霧，壓抑的環境，竊聽的聲音背景很好的表現了哈里內心的焦慮以及不安。他迷失了，看不清方向，不知道怎麼做。但經過對自己一系列的拷問之後，他還是做出了摧毀錄音帶的決定，可惜最後事與願違。正是「kill（殺掉）」這個字眼讓他下定決心，這時人物表現出了更深一層的矛盾：他雖然做著窺探他人隱私的灰色工作，內心卻又堅守著他自己的道德標準。他不想因為他提供的材料而給當事人帶去除了失去隱私的額外傷害。這時他意識到只有他才能阻止事態進一步惡化。他首先小心翼翼的詢問了當事人接下來要面臨情況。但他並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他只好根據錄音帶提供的資訊做出最後的努力。可他又能做什麼呢？他是個竊聽者，偷窺者並不是執法者，結果他目睹了殺人的部份過程。此時我們可以通過哈里接近癲狂的表現以及鏡頭不同角度的切換看出，哈裡的內心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他想去找老總理論，結果發現被殺害的是老總。這時他才意識到他被利用了。但面對這既成事實他也只能通過吹薩克斯來排解。


1972年，美國「水門事件」曝光，並在美國社會持續發酵。在這一背景下《對話》這一看似不真實的故事卻具有了很強的批判性與諷刺意味。影片雖不是直接表現「水門事件」但是從莫倫的言語中的旁敲側擊，我們可以很輕易的覺察到故事的針對性。

另外，我們可以注意到影片中所謂的「監督及安全技術交流會」實質就是竊聽設備的展銷會，以及竊聽者的交流大會。可見當時偷窺他人隱私的行為的猖狂，更有著像莫倫這樣見錢眼開的偷窺者。似乎整個美國社會都遭受「信任危機」當時的美國完全就是個「竊聽時代」。但是，所有的竊聽者都像莫倫一樣見錢眼開毫無道德底線嗎？恰恰相反，哈里在看監控的時候，畫面中閃過了一句不易被覺察的台詞，是竊聽設備的示範者的一句台詞「這不是在助長犯罪而是在伸張正義。」這樣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與當時政府大規模竊聽行為密不可分，但正是司法部的委託讓哈裡的手上沾滿鮮血。

在這一大背景下，帶來便是人與人之間信任的崩潰。影片中也處處體現了這一細節。首先是哈里鄰居祝他生日快樂並捎來生日禮物後哈裡的追問。再到，他面對情人的提問表現出來的煩躁與不安。他無法信任他們。他害怕被抓到把柄。再到展銷會上的show girl，哈里完全信任她。可是她卻背叛了哈里，將錄音帶送到了哈里僱主的手裡。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被科波拉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展現出來，更加發人深思。

影片的開場與結局可以說是影片中最精彩的部份。哈里把房子「拆」了也沒能找到安置在房內的竊聽器。這時，先是回到了廣場戀人擁吻的鏡頭，接著，哈里吹著薩克斯，一個掃視的長鏡頭展現出房子的滿目瘡痍。這期間，哈裡的內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回看開場，一個接近三分鐘的航空俯拍長鏡頭，廣場上藝人演唱的聲音與若隱若現的竊聽標誌的電流聲交織，不斷變化的鏡頭主體讓我們困惑與誰是目標的同時，也在試圖向我們傳達這樣的資訊——人人都有可能成為目標。再結合兩人擁吻的鏡頭，一個合理的推測便是：哈里妥協了。因為人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人人都有可能是偷窺者。這便是科波拉試圖描繪的「竊聽時代」。


雖然《對話》沒有《教父》系列及《現代啟示錄》那樣為人所知，但不可否認《對話》也是科波拉一部成功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