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由了，但我連個能崩他腦袋的敵人都沒有。」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可能導演自己也不會想到，這次紀錄片能拍到如此珍貴的素材。賈樟柯第一次面對鏡頭講述自己的父親，他被叫到廣電總局辦公室，被談話，和《天註定》被禁播的過程，那一段偷拍的談話非常之短暫，只有聲音，和黑色的螢幕。

在《山河故人》坎城提名之後，賈樟柯在國外媒體眼中的地位再次大大提升，倫敦電影節更是把《山河故人》作為了開幕影片。在BFI最大的展廳裡，觀眾好奇他與廣電總局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他笑著說，總局行為沒有定數，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可以拍，什麼不能拍。天註定被禁之後，為了彌補投資方的虧損，他接了27條廣告拍攝，那些被禁的影片，都變成了盜版光碟流行於世間。

《山河故人》中有一個片段，是說一個一直渴望在中國擁有槍的山西男人，在移民澳洲後買了槍，他說：「自由就是狗屁，我現在連個能崩他腦袋的敵人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映照特別有趣，自由讓我們失去了「敵人」，伴隨著山河的即將上映，賈樟柯也終於在螢幕上解禁，不可否認為了這一解禁他在創作上做出了讓步與妥協，山河變得輕鬆，或者說，他掩藏了太多鋒芒，以致於讓這個即將崩裂的山河看起來平靜而美麗。山河」自由「之後，會給觀眾帶來什麼？我等只有靜觀之。

他似乎已經習慣了」禁錮「對於他人生的設定，他說自己的家，曾經被用作監獄。那個汾陽縣城，在所有他創作的電影中總是不乏褐色和圍城的意象。那一堵明朝建造的厚磚堆砌的高牆，禁錮了賈樟柯的青年時代，對於賈樟柯的父輩來說，圍城禁錮了一生。電影中的青年總愛站在城牆上度過無聊的時光，他們在高牆上戀愛，最後終於搭上了出城的貨車，在曠野中放火，唱歌，他們追著火車的汽笛聲大聲地呼喊，然而他們的聲音並沒有人能夠聽到。
侯孝賢的青年時代是小島上偶爾飄過的戀戀風塵，但這季風飄到山西的時候，只堆積在了厚厚的城牆根。對於個人成長記憶的捕捉，賈樟柯感謝侯孝賢所帶來的影響，這也給影迷帶來了非常大的福利，侯孝賢也好，賈樟柯也好，這些強烈的文化印記里，我們藉以文化認同，並大快朵頤。

我們也在權力的牆外。三明，小武，濤，並不能控制自己的人生，更像被裹挾著前進的被動者，如同賈樟柯，甚至你我。他刻畫文革，全球化，市場經濟，三峽大壩，暴力，移民，幾乎所有的重要議題——賈父在文革的批鬥後燒掉了自己全部的日記，他選擇站在圍牆裡，而賈樟柯走了出來。
走出去之後呢？他到底看見了什麼？又能改變什麼？如果《山河故人》會是《站台》的未來，如果《天註定》是小武和三明的結局，我不敢也不能輕易窺探他在這些影片中悲劇的隱喻。
非權力所有者是沒辦法掌握命運的，未來我們不得而知，我們能夠知道的，是公園裡的《世界》，我們能夠到達的，是汾陽縣的《站台》，所以，走出來之後的導演，選擇回到了過去，回到起點，回到那個圍牆以內的世界，回到1999年以前的精神故土。

這種感覺大概是——好像突然有了軟肋，也突然有了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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