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市政治學的筆記

（以下的內容與其說是影評，不如說是看完本片後的筆記。）

代議制政府：「地方」與「中央」

Leonard Sand法官：正義無關乎民望。（Justice is not about popularity.）
尼克 Wasicsko：沒錯，確實無關。但政治就是關乎民望。（No, it’s not. But politics is.）

對於一個聯邦制民主國家，有一個潛藏數百年卻又不時顯現、甚至觸發全國性危機的問題，那就是地方政府該聽誰的？從美國建國至內戰前與奴隸制問題糾葛在一起的州權問題，到內戰後圍繞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護條款」所發生的一系列憲法案件，政治家們一直糾結於如何平衡地方與中央利益的問題。

本劇以司法部/NAACP對揚克斯市政府的勝訴為開端，直接向地方政客擺出了問題：服從聯邦法院的裁決嗎？如果服從，則將違背本地民意——揚克斯市80%居民為白人，而那200套公屋的住戶，絕大部份都將分配給黑人/拉丁裔；在選舉年作出違背民意的事情，結局不言而喻——準備服從的市長Angelo 馬丁elli和其他持支持態度的市議員基本被選民趕下台，而那些打著「抗爭到底」旗號的政客（包括本劇的主人公尼克 Wasicsko）紛紛上台。然而不服從呢？等待著這些政客的是毫無勝算希望的上訴，以及聯邦法院對市政府嚴苛的罰款，僅僅22天就足以把揚克斯市政府罰到破產。

手中握有選票的選民覺得自己勝券在握、掌控一切（至少是本地的一切）。在公屋議案的聽證會上，一位憤怒的居民向議員們發出了威脅：我們會搞清楚你們達成了什麼協議，我想你們會後悔當初步入政壇的，好好享受剩下兩年任期吧！（第二集）可是，他們不能阻止聯邦法院強制修建公屋的判決、不能阻止聯邦的罰款、不能阻止工地施工、不能阻止居民入住……在中央政府面前，實際上他們什麼也控制不了，所以從馬丁elli、尼克到死硬反對公屋的Hank Spallone，一個個高喊口號、引得民眾歡呼的政客登上市長寶座，但在現實的財政壓力面前，又都紛紛背棄選舉承諾，偷偷選擇服從。

對於熟悉《火線》的人來說，這樣的結局似曾相識——儘管是以相反的方式。

公地悲劇

瑪莉 Dorman：為什麼不告訴大家你也覺得這個判決是錯的？至少讓大家知道你的態度。
尼克 Wasicsko：因為一個領袖不應該做這樣的事情。一個領袖應該領導人民，這正是我現在做的。

說到這裡，其實政客們倒還是有些「良知」的，因為他們還算有些責任感——當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將導致市政府破產，還是選擇向中央妥協；然而，市民們可不會關心市政府是否會破產，他們只關心公屋會不會影響噹地治安、影響自己房產的價格。諷刺的是，當市政府為了遷就選民意見而承受嚴苛罰款、財政瀕臨崩潰之際，市民們卻又會抱怨政府的服務不到位：

在市議會否決了公屋實施方案、聯邦法院正式實施罰款後，為了盡力維持政府日常運作及關鍵的公共服務，市政府不得不關閉了圖書館。記者採訪到一位群眾：市長在公屋問題上不聽群眾意見已經很讓我們惱火了，如今他還要關掉我們的圖書館？在辦公室看到這番採訪的尼克不禁怒火中燒：你威脅要裁減600個公務員，他們連眼都不眨；你說市政府快要破產了，鬼才理你；等你說要關圖書館和老年中心了？呵呵。（第三集）

這位接受採訪的市民該捫心自問，導致市政府被罰款罰到快破產的，又是誰呢？普通民眾這種「not in my backyard」的心態，導致了公地悲劇發生。人人只想自己的好處，卻從不關心整體公共利益；人人只覺得自己的權益天經地義，卻忘記了自己在共同體中所應承擔的責任。州政府派來的緊急財政專員、州務卿Gail Shaffer在宣佈裁員緊縮計劃時，順帶對政客及普通選民們一番「說教」（第三集）：

你們要對自己、以及自己城市的未來負責，以理性的方式向把你們帶到這番境地的、也是你們自己選出來的四名議員表達擔憂。如果市議會依舊不停止藐視法庭的行為，那麼公共服務將必然停止。你打911，警察不會接；你家著火了，消防員也不會來；垃圾滿街都是，也不會有人來清理；老年中心會停運、你家也很快就沒有自來水了。問題是，你們能理性地接受這些後果嗎？這些後果正是源於市議會拒絕執行法院的判決。

恐懼的政治

莫把選票錯當成愛。
（You can』t confuse votes with love.）
                                         ——Vinni Restiano

Simon在幾次訪談里都提到了一個問題：當今的政治是由恐懼所驅動的。不同的團體基於不同類型的恐懼而提出各自的agenda，他們不想要讓這個世界更好，而只是想要排斥那些他們所恐懼的人與事物。為什麼揚克斯的一些居民要激烈反對公屋計劃？因為他們覺得那些傳統高層公屋乃是藏污納垢之地，犯罪率高企，充斥著強姦謀殺、盜竊搶劫、毒品交易，一旦把這些居住於此的黑人/拉丁裔居民引入白人所居住的地區，就會把這些糟糕的東西都帶過來。用反公屋計劃的民間領袖之一瑪莉 Dorman的說法：「這些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我們不一樣，他們想要的不是我們想要的。」（第二集）。

這種恐懼的理由是否合理，隨後再談。這種恐懼會達到什麼程度？劇中已經充分的展示了：每次市議會開會討論公屋議案時議會內外的那些高喊口號、破口大罵的群眾，瘋狂圍攻尼克與妻子汽車的暴徒、郵寄子彈人身威脅。恐懼的威力如此巨大，以致於一旦可以被控制、利用，某些人就可以獲得巨大利益：反公屋的議員Spallone用聳人聽聞的話語、精心挑選的圖片，營造、強化群眾對公屋計劃的恐懼與厭惡，火上澆油的同時，也把這些怒火變成自己的政治資本。甚至是尼克自己，當初也正是利用了普通群眾對公屋計劃的恐懼、把自己塑造成反公屋鬥士，才當選市長。

群眾被恐懼驅使，政客也是如此。第二、三兩集，市議會內外圍繞著是否批准公屋議案的鬥爭達到最激烈階段，Chema和Longo兩個議員搖擺不定，雖然他們明知抵抗中央命令毫無前途，但他們同樣害怕自己會被選下台、被選民指著鼻子痛罵。諷刺的是，要讓他們克服自己的恐懼、做出正確選擇，也需要依靠恐懼：在第一集，時任市長馬丁elli企圖要求各個議員與他聯署議案批准公屋計劃，有人害怕被選民指責，不敢聯署；Vinni Restiano（尼克早期的政治盟友）便施加恐嚇：如果你不聯署，到時我們就給你的選區多安置幾間公屋。

如果說民眾的恐懼多少還建立一些抽象的意識形態、種族理論基礎之上，那政客的恐懼，純粹是基於現實的名與利。尼克初登市長寶座時，盟友Vinni卻第一次品嚐了落選的滋味。離開政壇的Vinni只能在照相館打工，更讓她失落的是，再也沒有人打電話求她辦事、再也沒有記者找她採訪；她的生命彷彿缺少了一大塊。在政壇呼風喚雨的感覺「讓人上癮」。Vinni在野時向尼克袒露的這些心聲，卻在數年後預示了尼克自己的悲劇。

說到基於恐懼的政治運動，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為成功的，其實就是伊斯蘭極端主義和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幾年前紀錄片導演Adam Curtis拍攝的《噩夢的力量》對此作了一段經典闡述：「在過去，政治家向我們保證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他們的道路各不相同，但都建立在對未來的樂觀態度之上。這些夢想一一失敗，今日的人們已經對意識形態失去了信念。政治家漸漸變成了僅僅是公共生活的管理者。但現在他們發現了恢復昔日權力與權威的新角色。政治家不再提供夢想，他們現在向我們保證：讓我們遠離噩夢。」——從本劇中，我們依稀能看到包裹在「遠離噩夢」之下的一個個政治野心。

住房規劃：技術與政治

我們準備要建這些房子了。法官和議會投票的結果都印證了這點。但我想問，你們真的希望這個公屋項目成功嗎？
                                                  ——Oscar Newman

聯邦法院強推的這個公屋項目，由一位叫Oscar Newman的住房規劃專家設計。這位專家有著宏偉的目標，接手這個項目時，心裡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理論，而這個理論將會對公屋建設思想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1996年，聯邦政府的住房與城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也就是劇中經常提及的HUD）出版了一本小冊子「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http://www.huduser.org/publications/pdf/def.pdf），作者就是Oscar Newman。在看完本劇後我也稍微瀏覽了一下這本小冊子，發現冊子中所包含的部份內容，正是劇中Newman理論的闡述。


尼克帶著議會通過議案的「好消息」向法官報導，希望和Sand法官「講數」。Sand法官同意做出讓步，把規劃建設公屋的區域從8個減少至7個，其中Gramercy將額外承擔多出的那24套公屋。本是皆大歡喜的結局，但Newman堅決反對。理由有三：

1、Gramercy由於吸納了原本其他地區規劃的公屋，住房密度太高，而Newman根據歷史數據研究指出，單位區域內住戶數量會與犯罪數量成正比。正好，在「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中的圖表1-17以多元回歸的相關係數間接地給出了證據（第三項，儘管相關係數並不高）

2、由於小區規劃的住房數大增，需要額外修建內部的道路交通系統，這超出了HUD劃撥給揚克斯的預算經費。一個社區有24間房和48間房有區別嗎？對於Newman來說當然是不同的，他甚至早已畫好了不同數量住房所應規劃的不同形態（該書中的圖4-9、4-9）

3、最富有爭議的一個理由：市政府希望僅有少數幾個公屋社區點，彼此相距很遠，且每個社區點集中大量公屋；而Newman則希望規劃的公屋社區群多而臨近，每個小區僅有少量住房。這麼做的理由是可以讓公屋社區呈現網狀地融入城市鄰里中，並且不會與其他中產階級社區相隔離，於是這些公屋社區就會與周圍中產社區頻繁接觸、受到影響、漸漸被同化。這是一個隱含著福柯式治理術的概念：「the more the middle-class neighbor is going to exert their values and control.」
（Newman在辯論中的台詞居然原封不動地出自「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第87頁）

Newman的這個計劃與傳統公屋計劃最大的區別就是：傳統的公屋乃是十餘層的高層住宅樓（highrise），而Newman卻要求修建聯排別墅（townhouse）式的公屋。Newman這麼做並非是好大喜功，也並不是因為覺得樣子好看，而是有著非常現實的社會治理考慮——傳統高層住宅式公屋有著太多內部公共空間（interior public space），這些公共空間雖為「公共」，卻又是治安機構難以管控的區域，因而成為了「無人地帶」，容易滋生犯罪。相反，聯排別墅將這些內部空間徹底私人化，自家的前園後院都是受住戶所控制的，犯罪分子不會有藏身之處。數年後在「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中，Newman將這一觀點以兩種圖示加以說明（該書中圖1-9、1-11）。Newman還以數據揭示出「內部公共空間」、樓層高低與犯罪率的關係（該書圖1-7）。

如果我們接受「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這本書中所展示的證據，那麼這一系列公屋項目的結果是相當不錯的，沒有導致反對者所想像的犯罪率高發、社區不安全的結果，相反，原本居住在犯罪率高發地區的居民，迅速地改善了自身的生活方式，也與周圍其他社區相處良好。在1999年一篇對揚克斯公屋計劃的後續研究論文亦顯示，這7處公屋地區的白人居民在多項情緒指標上與其他地區的居民對本地社區態度並無多大區別，有些甚至更好（De Souza Briggs，Darden & Aidala，1999）。

這一結果，多少反駁了Spallone等人「公屋一定會失敗」、「公屋帶來犯罪活動」的說法。但是，這罕見的例外亦表明，決定一項公共政策、政治運動成功與否的，很大程度上不是抽象的理論優劣，而是具體的實施細節——細節決定成敗。

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第一集開場那沉悶的市議會會議上，小秘書Kathy向新秘書Nay（尼克 Wasicsko未來的妻子）講出了地方政治的現實：在揚克斯，你是哪個黨的並不重要；只要你控制了市議會，你就控制了一切。有時你會發現，同一個黨的，往往才是大的敵人：原市長馬丁elli，共和黨；他的副市長Oxman，民主黨；他的敵人Longo，共和黨；他的其中兩個議會盟友尼克和Vinni，民主黨。第五集眾人於酒吧買醉，民主黨人尼克與Vinni痛罵民主黨市長Zaleski，而一旁的共和黨領袖John Spencer卻勸他們消消氣……

如果說政客這奇特的敵我關係只是因為政客個人機會主義的特性，那麼在那些反對公屋的群眾團體中，我們才真正發現了政治上敵我區分的複雜性。當毛主席講出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時，許多人僅僅想到拋棄中立的虛假態度，做好鬥爭準備，卻忽視了，我們究竟是基於何種理由成為敵人（朋友）？瑪莉 Dorman，這位曾經的反公屋運動的中堅分子在本劇發生的巨大轉變，說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劃分敵我是因為我們彼此同質（異質）嗎？可世上沒有哪個人是一樣的，哪怕是你親戚。每一個人都有無數的身份、無數的訴求，它就像一個光譜一樣，而當這些身份、訴求組成的光譜出現重疊時，政治上的朋友便出現了。一些影評人覺得反對公屋團體僅僅由種族主義驅動，卻忽視了像瑪莉 Dorman這樣積極分子同樣反感種族主義。

儘管瑪莉曾經說出過「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我們不同」，但這更多是一種階級態度；當她聽到其他反公屋分子竊竊私語「那個猶太人法官」、「那個猶太人律師」時，她很不高興地告訴對方別把這事和宗教扯上關係（第二集）。SYF的頭頭Jack O』Tool與瑪莉分道揚鑣的那段對話（第六集），表明了在反對公屋的團體實際上是由恐懼的種族主義者與恐懼的中產階級組成的；一旦有人試圖把種族主義元素強行作為反公屋運動的主旨，中產階級便會離他們而去。

相反，在實施公屋項目的一方，卻有著Bob Mayhawk這樣富有政治智慧的「策略師」。他向住房計劃主管Peter 史密斯索要反公屋運動積極分子的名單——可謂「知己知彼」；在這份名單中可以從中篩選出像瑪莉這類可以爭取的對象。在Mayhawk第一次拜訪瑪莉時，我不知道有沒人注意到Mayhawk小心翼翼地把桌上點心碎渣掃掉的動作——通過這些「有教養階級」色彩的小細節（包括安排瑪莉等人參觀Schlobohm貧民區的刻意安排），Mayhawk成功地把瑪莉拉向己方。

在安排白人居民參觀公屋區的會議後，有人私下問Mayhawk這些參觀者去參觀公屋能了解到多少關於新公屋申請者的資訊？Mayhawk回答：也就是了解一點點基礎資訊，現在要緊的是讓這些參觀者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當瑪莉意識到這些公屋區的住戶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可怕、當她意識到整個公屋項目規劃的內在合理性，那麼繼續反對公屋的理由便漸漸消解了。

政治身份、訴求的光譜，並非非黑即白，灰色的可以變成黑色，也可以變成白色。導致一個政治運動失敗，往往是其中的極端主義，因為極端主義高估了政治運動內部的同質性。反過來，政治運動的成功，往往則建立在清楚知道參與者「究竟想要什麼」。

自助者，天助之

每項事物都有其代價，每項選擇都有其責任。
（Everything has a cost. Every choice means responsibility.）
                                                           ——Bob Mayhawk

本劇通過4個黑人/拉丁裔女性的故事從另一個視角透視這個公屋計劃的影響。像Norma這種代表老一輩勤懇工作的黑人，像Carmen這種代表尋求生計的移民，有著「天然」的融入優勢。而Doreen和Billie則代表著民權運動後成長於公屋區的新一代黑人居民，身上潛藏著太多瑪莉所說的「和我們不一樣」之處。生長在highrise，自有特定的生存之道、也會受特定的環境文化影響。兩人都是單親媽媽，Doreen更糟糕，還有毒癮。但最終Doreen成功融入新公屋社區，而Billie深陷泥潭，結局的差異，反映了兩人對自身對責任、對改變自己的不同認識。Doreen認識到了這點，她能主動聯繫其他住戶組織兒童課後活動，就像一個典型的中產社區那樣進行鄰里互動；她能找到Billie，勸她別袒護包庇犯罪分子男友；能參加社區溝通會，以理性態度像市長表達態度。而Billie卻無法做到這些，最終被逐回Schlobohm；Billie的身體離開了Schlobohm，可她對世界的認知卻還沉浸在過去。

在公屋居民一次會議上（第五集），一位居民大聲宣講：低收入不等於低賤（low-income doesn』t mean low-class.）。似乎黑人/拉丁裔倍受歧視的原因只是種族詞彙導致的錯誤認知、只是中產白人的問題；可一旦搬入新社區，問題就不是「別人看低我們」這麼簡單了。發生在入住新社區後新居民與當地公共機構的矛盾表明新居民有著很長的路需要學會適應新生活。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為什麼Newman公屋方案中要公屋居民與其他中產階級居民增強溝通、文化價值分享。想要新生活、更好的生活，那麼就要承受改變，而改變的不見得是以前的自己喜歡的。改變她們在highrise、在犯罪率高發地區、在貧困生活中所養成的不良習慣乃至心態，需要Mayhawk這樣的「自己人」從旁敲打、需要瑪莉等社區鄰居積極幫助，更離不開她們自己改變認識，改變自己。Mayhawk說：最糟的事情並未發生，最好的事情則取決於她們，她們的未來是她們自己的。（第六集）

英雄的黃昏，抑或英雄的認知失調？

即使你真的很有勇氣，你也不可以自誇「有勇氣」。別人誇你有勇氣才算數。
（Courage isn't the kind of word you can use to describe yourself even if it's true. It works when other people say it.）
                                                                        ——Jim Surdoval

在第五集結尾，尼克冒雨趕往第一批新公屋居民抽籤大會，他當然想親眼看看自己數年前為之奮鬥、犧牲了自己政治前途的那個公屋計劃實施的如何。儘管他看到了一個個住戶興奮地跑上講台領取入住證書，可他的神情透露出了失望：他沒有得到居民們的感謝，甚至沒有人認出他就是當年那位奮力通過公屋計劃的市長。在會場另一端的Carmen因第一次抽籤落選而失望，不過她還有下一次機會；但對於尼克來說，他的失望無從獲得補救。

當尼克還是市長時之所以下定決心要批准公屋計劃，有著極其長遠的目標：他希望當未來人們冷靜下來，意識到為了這200套公屋而搞到城市破產是多麼愚蠢時，他就贏了；過了這一關，也許前途一片光明，搞不好以後還可以進眾議院、甚至參議院（第三集）。這項公屋計劃的實施將成為他的政治資本、一個遺產。

可惜事情並不如他所願。正如Vinni曾告訴他：政客的生涯就像蠟燭，一旦熄滅了，人們就會點燃下一根蠟燭（第二集）。並不甘心的尼克又深夜造訪新公屋社區，逐戶敲門，想詢問她們對新屋是否滿意——當然更期望她們能認出他就是那位本應受到她們稱頌的前市長、得到她們的當面感謝。只是，幾乎沒有人認得他，紛紛把門關上；唯一認出他的Norma，卻又有些不解風情地反問他：「這個問題我也想問你。」

按照費斯丁格認知失調理論，當人的行為與其先前的自我認知存在差異，就會產生壓力不斷調整自己的認知，將這種行為合理化，使得行為與認知變得協調。回顧尼克從當選市長之初擺出的反公屋姿態，到後來被迫消極接受法院判決，再到最後積極推動公屋計劃實施，這心態變化過程，也許正是認知失調的後續調整過程。不管尼克事後如何把自己想像成公屋計劃的英雄，都無法改變一個事實：包括他自己、馬丁elli、Zaleski（以及Vinni），之所以願意推行公屋計劃，是因為他們不得不這麼做；即使是不願推行公屋計劃的Spallone意識到連上訴機會也沒有時，也只能自欺欺人「至少我試過了」。支持公屋計劃本是政客機會主義再合理不過的做法，然而尼克的悲劇就起源於他把自己機會主義的行為自我認知為一個孤膽英雄的壯舉。

當尼克倚在父親的墓碑前，他想到了什麼？Vinni第一次下野時對他說的話言猶在耳，而且，他已經徹底失去重返政壇的機會了。新公屋的住戶也許會記得Sand法官、NAACP的律師幫他們爭取來的權益，甚至也會記得瑪莉給予的幫助，但卻不會記得曾經有一個年輕的市長曾為了實施這個公屋項目而付出的犧牲；反對公屋計劃的群眾會記得尼克乃是「叛徒」；剩餘的市民只會想起那些年混亂的政壇，寧願將這位前市長遺忘。他想通過公屋計劃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結果卻耗盡了他僅有的真正資本。當一個機會主義者把一項agenda當成偉大事業來奮鬥，這項事業也許會成功也許會失敗，但就自己而言卻總是個悲劇。

不是因為他是英雄，才導致這齣悲劇，而是因為這齣悲劇，他才成為英雄。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