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坡的復仇：從抗爭到和解

「櫻田門外之變」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開啟了明治維新的大門，也成就了「忠臣藏」傳統下最鮮活也是最後的武士傳奇。1853年美國人佩里來航、黑船壓境，主張開國的彥根藩主兼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與主張攘夷的水戶藩主德川齊昭針鋒相對，加之在十四代幕府將軍繼承人的問題上各執一詞，佔據上風的井伊便大肆殺伐以水戶藩為主的攘夷派，釀成「安政大獄」，一時血光翻湧，人怨鼎沸。水戶浪人出於私仇公憤發起暗殺義舉，「十八烈士」櫻田門前斬殺井伊。然而歷史弔詭，此後日本的走向與井伊的設想別無二致，攘夷派敞開國門的姿態竟然比誰都踴躍。

因其富於戲劇性，此事件百餘年來衍生出大量影視作品，且多從郡司次郎正的小說《日本侍》及舟橋聖一描寫井伊直弼人生的《花之生涯》而來，第一部大河劇便是由後者改編而成。而前者的影響力則更大，僅以電影計，自上世紀30年代起便有五部之多，其中最著名的當屬1965年大導演岡本喜八拍攝的《侍》。電影借用「櫻田門外之變」的歷史框架，描繪了虛構的浪人新納鶴千代（三船敏郎飾）參與刺殺行動，最終手刃親父井伊直弼的悲情故事。電影所關注的並非歷史真相，而是在歷史潮湧中一介浪人又或落魄武士的命運悲劇，雖然橋本忍改編下的弒父情節與東方傳統略有違和。這也是昭和時代劇的精髓所在，在裹挾一切的歷史中，書寫明知失敗卻偏要與之抗爭的人的尊嚴。

進入21世紀，時代劇的氣象也隨之更迭。以「櫻田門外之變」為題材的兩部電影，《櫻田門外之變》（2010）與《石榴坡的復仇》（2014）則剛好印證了昭和至平成時代人們態度的轉變。兩部影片在幾個方面都可互做參照。《櫻田門外之變》將視角慣性地落在了行使刺殺的水戶浪人一方；而《石榴坡的復仇》則別出心裁以井伊一方的彥根侍衛為主角。《櫻田門外之變》描繪了十八浪人行刺成功後的悽慘命運，或受傷自刃，或窮途自首，或藏匿被俘，骨子裡依然遵行著與命運死磕的昭和邏輯。所以當刺客頭目關鐵之介（大澤隆夫飾）最終被己藩部下緝拿歸案時，命運的嘲弄與個體的倉惶感讓觀眾也難免心生絕望。有意思的是，影片唯獨沒有描繪在真實歷史中成功隱世、得以善終的兩位浪人，只在最後的文字表述中一筆帶過。

這其中的一人成為《石榴坡的復仇》中彥根藩下級武士志村金吾（中井貴一飾）苦苦搜尋的對象。影片中志村對井伊的仰慕並非因其雄才偉略，也非武士劇中常見的對於主人的愚忠，而是相處中井伊表現出的和善可親。這一設定已然表明本片與同題材電影的不同。昭和時代的武士劇多所歌頌的忠義與暴烈在本片中弱化為背景，如志村父母的代子受死、「十八烈士」的相繼處死皆點到即止，不像《櫻田門外之變》在昭和老導演佐藤純彌的掌控下，對每一位浪人的死都給予濃墨重彩的鋪陳。相反，影片捕捉到了志村的困頓心境，求死不成、受命追殺刺客方可謝罪的他一方面恪盡職守，即便身處明治新時代依然是一身落伍的武士打扮，對自己的使命亦念茲在茲，甚至讓人反感；而另一方面，他也漸漸體察到時代精神的變遷，曾經的武士道與武士刀已失去用場，武士的身份也已淹沒在日本近代化的滾滾潮流中。

最重要的是，隨時代席捲而來的對於人自身、以及人與人之間平等關係的尊重，慢慢化解了歷史施加給個體的負重，也讓人們對於命運的態度從抗爭走向和解。這也是平成時代劇，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時代劇的整體傾向，從山田洋次的「武士三部曲」到引起關注的《黑之雨》《武士的家計簿》等片莫不如此。影片的末尾，志村與苟活的刺客佐橋十兵衛（阿部寬飾）在石榴坡上拔劍相向，卻最終選擇恩怨化解、各赴歸宿。一系列轉場也完成了影片對昭和時代的致敬以及對平成時代的認同。在老派時代劇中，對命運的執拗往往表現出神秘主義的傾向，如《姿三四郎》中三四郎在露水初生、荷花綻放的池塘里猛然悟道，《利休》中千利休看到爐火中淬鍊的茶碗由通紅漸漸冷卻至烏黑而心境明澈。在《石榴坡的復仇》中，導演若松節朗借用雪夜中綻放的山茶花（椿）這一時代劇中常見的象徵物來致敬傳統，而其中所蘊含的人在時代浪潮下卑微卻理應活下去的信念，卻是看似平庸的平成時代里最值得書寫和稱道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