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紹&影評：與美國種族現狀形成諷刺性反差的民權主義大片

一. 影評部份：

 個人翻譯自《衛報》2014年12月5日電影版。

大衛·奧伊羅飾演了一位極富個人魅力、泰然自若的馬丁·路德·金，但真實的金本人卻消弭於被神化的光輝形象之中了。

就在馬丁·路德·金在螢幕上向著位於阿拉巴馬州塞爾瑪城進軍之時，這部宏大的民權運動宣傳片也開始了它輕鬆通往頒獎季的進軍。無論如何，本片擁有毋庸置疑的影響力，在選題方面野心勃勃，形式上也工整漂亮——它具備在頒獎季奪標的一切標誌性特色。

《塞爾瑪》很明智地將影片規模控制在了一個力所能及的水平上。它將焦點放在1965年的馬丁·路德·金身上，在這之前，他已發表了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並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但卻仍然為民權運動缺乏實質性的進展而愁眉不展。

這時，塞爾瑪市成為非裔美國人爭取自由選舉權戰役的新陣地。艾娃·德約列導演的《塞爾瑪》的最大優點恰恰是：詳盡地展現了馬丁·路德·金極具戰略性的領導才能，以及非暴力抵抗在遭遇暴力威脅時出人意料的有效性。而塞爾瑪市之所以成為主戰場，正是由於其野蠻執法的傳統和身為種族主義者的州長——喬治·華萊士（蒂姆·羅斯和這一角色契合得天衣無縫）。上述這些得天獨厚的「優勢」讓富有新聞價值的衝突得以暴發，進而將黑人民權運動的訊息和抗爭傳達給人民，引起全國性反響，最終逼迫白宮採取行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於是，預想中的衝突如期暴發了——三場緊張激烈的抵抗運動最終釀成了流血衝突，部份示威者被當局逮捕。不過，這場民權運動的背後更多的是幕後交易和政治妥協。馬丁·路德·金不僅要與頑固的林登·詹森總統（湯姆·威爾金森飾演）進行協商，還不得不處理自己與其他民權運動派系的分歧，甚至還要應對和妻子科雷塔之間的矛盾。

事實上，這場運動幕後的秘密交易規模龐大，以致於我們常常忽視了抵抗運動本身的細節。也許是意識到金傳奇般的演說天賦足以讓編劇的大部份工作黯然失色，《塞爾瑪》並沒有著重呈現他的演講，而是花了不少筆墨來描寫馬丁·路德·金在運動中的疑慮、後悔和反思。英國演員大衛·奧伊羅將不同的情緒都演繹得十分到位。他的角色集令人折服的精明、自信與人格魅力於一身，而一旦他找到機會在演講台前鼓動起群眾的熱血與激情時，影片的氣氛便升至高潮。

本片的問題在於，熱情洋溢的演說橋段常常過渡到與它本身並不協調的場景中去。《塞爾瑪》中有不少寧靜溫馨的場景，當煽情的絃樂和鋼琴曲漸強時，長篇大論、譁眾取寵般的獨白就會取代正常的對話，倏忽間我們便意識到：「這個片段是特意為了頒獎季而準備的」。興許，這也是在講述重大歷史事件時不得不作出的犧牲吧：幾乎找不到其他可靠的手段來處理這些場景，又不能使事件帶上個人色彩。畢竟，想完全做到尊重史實、還原真相太難了。

於是，這部電影中充斥著膩歪的主旋律內容。幾乎人人都像盛裝打扮過似的，而真實的塞爾瑪遊行中所包含的濕滑的污泥、冰冷的雨水和種種艱難險阻卻遠未呈現在觀眾面前。我們所看到的，往往是馬丁·路德·金在教堂裡的演說，而他的背後是流光溢彩的有色玻璃，似乎在承認：這並不是歷史的本來面目，而是《新約》福音書中的「絕對真理」。

這並不算比較嚴重的劇透——影片以馬丁·路德·金令人熱血沸騰的勝利演說做為結尾，在阿拉巴馬州議會大廈前的石階上，他一再向聽眾們保證：「我們自由的時刻即將來臨。」

你可能會說：巴拉克·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一事標誌著這一承諾已經實現。然而，諸如特雷沃恩·馬丁和麥可·布朗被殺案等事件使得塞爾瑪進軍的勝利染上了幾分諷刺意味。馬丁·路德·金當初的控訴指出，阿拉巴馬州50%的人口是黑人，但他們中只有2%的人有選舉權，這與當今密蘇里州弗格森市的情況卻出奇地相似——黑人占主導地位，但警察中卻是白人佔絕對優勢。也許現在是使人們回憶起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威力的最好時機，但《塞爾瑪》也向民眾潛移默化地灌輸了一個危險的信念：追求種族平等的鬥爭早已取得勝利。


英文原文連結：
http://www.theguardian.com/film/2014/dec/05/selma-review-civil-rights-drama







二. 黑人民權運動背景介紹：


民權運動的高潮（1963～1965）──美國黑人社會地位演進系列（四）
  人民教育出版社　陳　其

 

1960年到1962年民權運動中發生的大事，向民權運動的戰略制定者清晰地表明，僅僅依靠中規中矩的抗議活動和道德說教，是無法根本廢除種族隔離的;必須依靠以聯邦政府權力為後盾的聯邦民權立法，美國黑人的充分公民權才能得到保證。民權運動積極分子開始積極尋求更廣泛支持的途徑。他們策劃製造更劇烈的衝突，把南方黑人每日面對的暴力和恐怖公諸於世，引起全國性反響，逼迫聯邦政府採取行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一、金博士的「激怒」策略

 

在阿爾巴尼遭遇的失敗，使金博士急需一場比較重大的勝利。1962年底，金博士和南方基督教領導人會議同盟計劃在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罕發動新的反種族隔離運動。伯明罕市具有深厚的種族暴力傳統，是當時美國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大城市。在學校、餐廳、城市公園、百貨商店的試衣間內， 實行完全徹底的種族隔離。黑人占該市總人口的40%多，但只佔選民總數的12%左右，基本上被排除在國家政治生活之外。

 

金為這場新運動制定的戰略戰術是：抵制伯明罕市中心百貨商店的經營;讓抗議者住滿市監獄;想方設法激怒當地的警察當局。4月份，金在伯明罕的抗議集會上發表宣言，要求：結束招工中的種族歧視；廢除公共住房中的種族隔離；創立雙種族構成的監督種族隔離委員會。警察局監禁了包括金在內的幾百名抗議者。在獄中，金寫就的《來自伯明罕監獄的信》廣泛流傳。信中寫道：

 

通過痛苦的經歷我們知道：「自由絕不可能是壓迫者自動賦予的，它必須經過被壓迫者的要求……多年來，『等一等』這個詞不絕於耳……它幾乎意外著『絕不』……對正義過久的拖延就意味著對正義的否認」[1]。

 

金取保獲釋後，南方基督教領導人會議發動幾千名學生，運動進一步開展起來。五月初，當地警察為驅散示威隊伍，使用了高壓水龍頭、警棍和警犬。國家電視台播放的這些暴力場景激怒了幾百萬黑人。美國黑人青年，特別是來自伯明罕貧民和工人區的青年，開始進行反擊。他們向警察扔瓶子，砸磚頭。美國司法部被迫派代表與黑人談判。南方基督教領導人會議同意立即停止抗議，但交換條件是：必須在業界（business）廢除種族隔離，並在未來三個月中錄用黑人；成立雙種族構成的市委員會，負責監督公共設施中廢除種族隔離的執行情況。金宣佈：「這是我們在深南部見到過的就公正和正義而言最偉大的勝利」[2]。但是，包括州長在內的白人們否定了這一協議。此後幾天，一千多名三K黨人在伯明罕郊區的公園內焚燒十字架。接著，南方基督教領導人會議總部和金博士弟弟的住宅均遭炸彈襲擊。憤怒的黑人立刻衝上街頭，用石頭和瓶子與警察和消防員展開搏鬥。甘迺迪總統緊急命令3000名陸軍進入市內，並準備將阿拉巴馬州自衛軍（阿拉巴馬 Guard）國家化。城裡的白人實業家、商人和政客只得執行該協議。但在9月份，四名黑人在伯明罕某教堂被炸彈炸死。此後半年多時間裡，伯明罕運動及其引發的其他抗議活動，共捲入十餘萬人，有15000人被捕。

 

伯明罕運動的影響巨大，獲得了全國範圍的廣泛支持。新支持者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人數達幾百萬。運動之前， 黑人學生、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的宗教成員決定著鬥爭的方向。運動之後，黑人抗議運動的性質和目的發生變化。自此，民權鬥爭中加入的失業或窮困黑人工人，為民權運動注入新血液，帶來新面貌。新加入者並不特別信奉非暴力哲學，而是提出了「現在就要自由！」的口號[3]，要求在就業、住房和結束警察暴力方面取得立杆見影的實在成果。

 

二、進軍國家心臟 描繪「我的夢想」

 

黑人的積極鬥爭和白人的廣泛支持， 使甘迺迪總統堅信，在民權方面進行聯邦立法的時機成熟了。南方進行的持續抵抗，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清楚地表明，聯邦政府必須立即採取行動。1963年6月，阿拉巴馬州州長華萊士（Gorge Wallace）拒絕兩名黑人學生進入阿拉巴馬州立大學就讀。在對聯邦國民衛隊實行聯邦控制的情況下，才保證黑人學生平安地入校就讀。甘迺迪總統抓住這個時機，及時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6月11日，他在國家電視台表達了對民權運動的支持。他回顧了美國種族問題的歷史和現狀，表達了自己的基本觀點：只有當全體美國公民都獲得自由時，全美國才談得上獲得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他在演講中說：

 

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我們面臨著道德的[4]危機。我們不能用壓制性的警察行為進行對付；我們不能把它遺留下來，造成大街上不斷增多的示威遊行；僅用象徵性的行動和講話是無法平息的。現在是在國會、在你的州和地方立法機構里，更重要的，是在你們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採取行動的時候了。[5]

 

拋棄三年的騎牆態度，甘迺迪終於把自己的總統任期和政治前途投向民權事業。就在同一個月，他提出多項提議，要求國會通過範圍廣泛的立法，包括確保選舉權立法；宣佈在公共設施中的種族隔離為非法；禁止招工中的種族歧視;增強聯邦政府在禁止種族歧視性項目基金中的權威和作用;建立社區關係服務機構[6]，處理種族關係與衝突;創立新的更全面的全國選民登記制度。另外，正如他在上述講話中說的，甘迺迪總統第一次把民權運動歸結為「道德問題」[7]，明確表達這一問題的「緊急」性質，並警告不採取行動的代價就是錯過時機，把民權運動的領導權「從明智和負責任的人手中轉到仇恨和暴力的製造者手中」。[8]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起草了措辭強硬的法案，要求在與州際商業有關的所有設施中和所有領取州營業執照的企業中禁止種族歧視。種族主義者進行了強烈反彈。總統講話後僅幾小時，全美有色人種促進會的密西西比州領導人就遭刺殺。

 

為向國會施加壓力，並表明民權事業的緊迫性，眾多民權團體組成了廣泛聯盟，計劃舉行大型非暴力的「進軍華盛頓」活動。[9]1963年8月28日，包括5萬白人在內的25萬群眾，在首都的林肯紀念堂舉行要求「工作與自由」的集會。工會成員、學生、教師、牧師、專業人士、音樂家、演員等來自全美不同行業的美國人，參加了這次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性集會。與會者高舉雙手，在著名白人民歌歌手帶領下，高唱「我們將戰勝」（We Shall Overcome)的歌曲。金博士最後發表的演講，把集會推向情感的頂峰。他把《獨立宣言》對民主的許諾與宗教熱情結合起來，發表了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其中一段這樣說道：

 

我有一個夢，終將有一天，這個國家將從它的信條的真正意義中崛起和重生：「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生而平等」……當我們允許自由之聲鳴響，當我們讓它從每個小村莊、每個州的每一座城中敲響時，我們就能加速那一天的到來。那一天，所有上帝的孩子們──黑人和白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能攜手高唱古老黑人靈歌中的歌詞：「最終自由了！最終自由了！感謝偉大的上帝，我們最終自由了」。[10]

 

進軍華盛頓運動具有很高的歷史地位。它是美國民權運動長期發展的一個高峰，更標誌著一個新起點。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特別凸顯了民眾的種族大團結，極大地鼓舞了民權運動領導人和自由主義者（liberals）。他們下定決心，一定要在國會中通過新的民權法案。 1963年11月，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為美國的發展特別是民權運動的命運投上了巨大陰影。在深南部，很多頑固的種族隔離支持者對甘迺迪之死暗中慶幸。幾乎所有黑人都深感悲痛，他們說：「我們覺得甘迺迪總統是我們事業長期的朋友，如果他作為總統健在，我們就能把民權事業繼續進行下去。我們守望著他，為他祈禱」 [11]。

 

三、1964年民權法案

 

詹森副總統對民權運動並不十分熱衷。但甘迺迪突然身亡後，作為繼任者，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正面臨著民權運動引起的嚴峻政治現實。他很清楚應當如何行事，特別是對民權運動的表態。在就職典禮中，他說：「甘迺迪的思想和理想必須轉化為有效的行動」。[12]為把民主黨迅速團結起來，並樹立自己的國家領袖形象，他明智地把推進民權事業視為寶貴的政治契機。

 

詹森任內，在他的「偉大社會」的框架下，民權事業方面取得了幾項劃時代成果。首先，是保障黑人選舉權的憲法修正案的通過。實際上，甘迺迪在世時，為促進黑人充分參加聯邦的政治活動，聯邦政府和國會中的自由主義派就通過、並向各州發出廢除選舉稅（poll tax）和其他稅收的憲法修正案。這一法案很快得到批准，在1964 年1月成為聯邦憲法第24條修正案。該法案第一款明確規定：「美國和任何州不得因不能支付選舉稅和其他稅而拒絕和剝奪美國公民參加總統、副總統、總統和副總統選舉人，或國會參議員和眾議員的任何初選或其他選舉的權利。」第二款則強調：「國會有權通過合適的立法來執行這項條款」[13]

 

其次，是新民權法案的通過。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詹森寫道：「如果當時我沒有把這個問題作為首要問題進行處理，自由主義者就會反對我，他們就會藉此證明我沒有能力把我所如此深愛的國家團結起來……我必須提出一個比甘迺迪總統更強的民權法案。」 為在國會通過新的民權法案，他在國會內部施展了一切可能的政治手腕。對關鍵議員，他要嘛阿諛奉承，要嘛威逼利誘，政治伎倆無所不用其極。 同時，民權運動領導者大會與他緊密配合，進行了大量的遊說工作。其他團體，如全美有色人種促進協會，美國勞工聯盟－工業組織委員會(AFL-CIO) [14]，全國教會協會，美國猶太人大會共同促成了新民權法案的出台。這些提案最終在國會通過，並在1964年7月由詹森簽署。

 

1964年民權法案[15]的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它是美國重建時期以來意義最為重大的民權立法。有的美國憲法研究專家分析說：「從當代的政治觀點看，1964民權法案的核心是第二部份：充分和平等享有客棧、賓館、汽車旅館、餐館，電影院、戲院、音樂廳、運動場等類似的設施，視『對種族、膚色、宗教、性別、初始國籍的歧視行為』為非法，這些保證適用於任何機構，如果它[這些行為]『影響到商業或是得到州的支持』」[16]。法案還授權司法部起訴有關公立學校和公共設施中的種族隔離的案子；要求教育委員會的委員們調查學校中平等教育機會的執行情況，檢查是否存在因歧視黑人而產生的教育設施匱乏的情況；向正在執行廢除種族隔離的學校提供技術或財政支持。它還規定：在聯邦資助的項目中存在的偏見為非法；禁止私人招工中的種族歧視作法；建立公平就業機會五人委員會；建立社區關係服務機構，調停因歧視引起的「爭論、不和和難題」，等等[17]。總之，該法案宣佈僱主對黑人和婦女的歧視為非法；剷除了長期以來南方黑人參加選舉的法律障礙；宣佈在幾乎所有公共場合的種族隔離為非法. 此外，與前面幾個總統不同的是，詹森保證由聯邦政府負責民權立法的實施。

 

1964年民權法案刺激了詹森任內時期民權運動的進一步高漲。民權運動積極分子把爭取黑人權利的鬥爭繼續推向前進，發起了更激進更危險的運動。

 

四、1965年選舉法[18]

 

1964年春，在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領導下，密西西比州一個工人聯盟發動了「自由夏季」運動。運動的目標雄心勃勃，一是完成對黑人選民的登記，二是向種族隔離的鐵律發起直接挑戰。從種族和經濟情況看，密西西比州將成為對民權運動的最嚴峻考驗。密西西比是美國最窮、最落後的州，黑人爭取自由的鬥爭對這裡似乎毫無觸動。中等收入黑人家庭年收入不足1500美元，相當於白人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一小撮白人種植園主菁英控制了該州的所有財富。這裡仍然存在著對付黑人的恐怖傳統，保留著黑白分明的種族等級制度。黑人占該州人口的42%，但只有不到5%的黑人進行了選民登記，基本被排除在國家最重要的政治活動之外。

 

領導人想利用「自由夏季」運動，衝破密西西比這個與世隔絕的封閉社會，把它的問題曝光於天下。他們特別為此招收了900名志願者，其中基本上是白人大學生。領導人把他們派到選舉登記站，送進「自由學校」教書。大量錄用白人的原因，就是希望出現暴力傷亡，引起更強烈的社會震撼。領導人解釋說：「白人大學生之死比黑人大學生之死會引起更大注意。這麼想可能是冷酷的，但這在另一種意義上道出了美國這個國家的真實」。[19]果真，在運動過程中，包括白人在內的至少6名志願者被殺，1000人被捕，80人遭毆打，發生35起搶擊事件，還發生了住宅區、教堂和學校的爆炸事件。這一情況真的引起了全美對密西西比種族主義問題的關注，並獲得北方自由主義者的巨大同情。運動因而取得很多具體成果，包括：四十所自由學校向黑人兒童開設閱讀、政治和非洲裔美國人史課程；60000黑人選民簽名參加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運動領導人還建立「自由黨」，取代原來由清一色白人組成的密西西比州民主黨。1964年8月，自由黨向民主黨全國大會發去自己的代表名單，挑戰傳統上完全被白人壟斷的州黨代表大會。

 

1964年大選中，參加投票的黑人比1960年選舉時多出200萬，達600萬，其中的94%支持詹森。最後，詹森以壓倒性勝利當選為總統，獲得了61%的民眾選票。隨著民主黨取得對兩院的絕對控制，民權運動領導人認為進行新聯邦立法的時機成熟了。詹森及其幕僚在1964年底開始起草強硬的選舉權提案。金博士積極支持，希望聯邦政府通過保護南方黑人選舉權的法律。民權運動領導人試圖再次利用製造危機引起全國注意，向聯邦政府施加壓力。他們首先選擇以剝奪黑人選舉權聞名的阿拉巴馬州的塞爾瑪市（Selma）作為突破口。金博士到達該市， 並同南方基督教領導人會議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工作者每天一起領導黑人遊行到達拉斯縣法院。黑人每天聚集在那裡為爭取選舉權而鬥爭，結果3000抗議者遭到囚禁。此後，黑人積極分子從塞爾瑪向蒙哥瑪利進軍，但在半路上遭到全副武裝的州縣警察的阻截。警方要求遊行隊伍返回。遭到拒絕後，警方就動用警棍和催淚彈，結果造成流血衝突，50多名示威者入院就醫。

 

這起被稱為「血腥星期日」的事件，通過電視的廣泛報導，引起全國性騷動，要求白宮進行聯邦干預的呼籲從各地紛至沓來。金博士發出從塞爾瑪市向蒙哥馬利第二次進軍的號召。但聯邦法庭臨時決定，禁止這次進軍。眼看塞爾瑪運動就要流產時，白人種族主義者的暴行刺激了運動的復活。白人攻擊了到塞爾瑪市準備參加進軍的黑人牧師們，並致其中一人死亡。牧師之死引起要求聯邦干涉的呼聲。3月15日，詹森總統在國會兩院聯合會議上發表電視轉播的講話，要求國會通過選舉法案。總統把自己的政治權力與民權運動的道德因素融合起來，說：「他們的事業也必定是我們的事業。因為不僅是黑人，實際上我們所有人都應當克服偏執和不公正的遺毒」。他甚至引用進軍運動的口號「我們將要戰勝！」他要求聯邦法官發佈允許進軍的司法解釋，並告誡阿拉巴馬州長不得干涉進軍。3月21日，金博士率領由3000多名黑人和白人組成的進軍隊伍走出塞爾瑪市，向蒙哥馬利進軍。來到阿拉巴馬州政府，遊行隊伍就淹沒在聚集在那裡的30000名支持者的人海中。支持者中包括幾百名著名政治家、藝人和黑人領袖。金博士向聽眾們說：「我知道，你們當中的一些人今天會問，這個運動要持續多久？」他以高亢並富有韻律的話語回答：

 

今天下午我來到這裡對你們說，不管這個運動如何困難，不管這個時刻如何令人沮喪，它不會拖得很長，因為真理對地球的壓力必定會更加高漲。多久？不會很久！因為謊言不可能永遠存在下去！ 多久？不久！因為你們的耕種必有收穫！多久？不久！因為道德的宇宙射線雖然長，但它會向正義傾斜！ 多久？ 不久！因為我的雙眼已看到即將到來的上帝的光輝！[20]

 

1965年8月，詹森總統簽署了1965 年選舉法案，使之成為聯邦法律。針對南方利用種種措施剝奪黑人選舉權的歧視性作法，它授權：凡在1964年大選中登記或投票的當地選民人數不到其選齡人口一半的州和縣，它們的選舉登記必須受聯邦政府的監督；在任何州和下屬地區禁止為阻止黑人選舉所採取的文化考試和其他歧視性測驗，並宣佈它們為非法；這一法律具有自動停止各種文化考試的效力，而且不容任何法庭再議，五年內有效。法案還要求聯邦「檢察官」到各州監督選舉過程，檢查是否存在違反第15條修正案的歧視行為。每當司法部長針對任何州啟動司法程序以保障第15條修正案的執行時，法庭就有權任命民事服務委員會推舉出的檢察官；授權檢察官有準備自己的選民名單的資格，並有權在選舉日的各投票點督促選民行使選舉權利。更嚴厲的是，這個法案還要求凡本法案涵蓋的任何州，在選舉過程中實行的新作法、新程序或新標準，都必須得到聯邦大法官或華盛頓特區法庭的批准。法案還特別規定了保證黑人選舉權利的多種措施。比如，它規定：凡是完成公立學校六年級學業的人就具有足夠的「文化、理解能力和智力」參加任何聯邦選舉。[21]它還禁止任何州對不使用英語教學的學校中[22]受教育者的選舉資格進行規定，言外之意，就是選舉權不再以是否具備英語讀寫能力為先決條件。結果，原來紐約州規定英語水平（literacy in English）是獲得選舉權先決條件的法律，實際上被宣佈無效。[23]

 

1965年選舉法案的主要意義在於，它普遍適用於州、地方和聯邦的各層次選舉;規定聯邦政府有權干涉南方六州黑人的選民登記和投票過程，保護黑人行使選舉權。結果，更多黑人獲得了選舉資格。1964到1968年間，密西西比州黑人登記的選民人數從黑人人口的7%驟升到59%；阿拉巴馬州從24%上升到57%，整個南方的黑人選民人數從100萬上升到310萬。這些世代生活在小城鎮和農業地區的南方黑人，有生以來第一次享受到對美國國家政治生活的完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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