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壞的時代，最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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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暴之年》：最壞的時代，最好的人

和任何一部講述美國夢的影片一樣，《至暴之年》里有一個野心勃勃的主人公，然而和其他正能量的勵志敘事不同，《至暴之年》的故事裡充滿著種種令人不安的奮鬥、周旋與妥協。導演J·C·尚多爾沒有把電影打造成一部成功學指導手冊，而是通過一位深陷焦灼狀態的燃料商，將商場上成敗一瞬間的窒息感全盤呈現。電影中，1981年的紐約好似一個迷人的生死場，這裡既有令人讚嘆的摩登天際線，又有時刻縈繞在耳邊的黑色新聞：謀殺、搶劫、腐敗……叢生的罪惡似乎將整個主義體制都推到了窮途末路，然而偏偏有人要知難而上，在各種非難中殺出一條血路。《至暴之年》中的阿貝爾·莫拉斯被賦予了魄力和遠見，他是移民中的佼佼者，也是自由女神垂青的幸運兒。成功帶來的危機卻也伺機潛伏，等待出其不意的襲擊。在家庭和產業即將崩盤之時，他試圖用教父般的定力來挽救頹勢。

J·C·尚多爾擅長講述小格局故事，從《利益風暴》中的華爾街一夜，到現代版「老人與海」《一切盡失》中惜字如金的獨角戲，他都試圖通過最精簡的時空和人員設置來折射時代或人性的大命題。雖然相比前兩部作品，《至暴之年》的人物豐富了不少，情節也更加一波三折，導演仍舊沒有放棄他「以小見大」的創作路徑。相比傳統好萊塢習慣用令人喘不過氣的敘事來表現人物危機的伎倆，《至暴之年》在節奏的控制上顯然更加遊刃有餘。鏡頭不慌不忙地穿梭在破敗工地、冬季郊野、堵車的高速公路中，製造出一種蕭條的視覺效果。車載廣播晨間新聞中頻現的暴力犯罪，也讓影片自始至終都充斥著動盪之感。與這一切相抗衡的，是阿貝爾·莫拉斯在危機面前的鎮定。在整體造型和復古氛圍上，導演並不避諱《教父》對本片的影響，抹上厚厚髮油的奧斯卡·伊薩克一掃《醉鄉民謠》中吊兒郎當的屌絲氣質，舉手投足間都極力向阿爾·帕西諾靠攏，鏡頭也常常通過仰拍和長時間的特寫來強調他的領袖氣質。

不過，即便再具有王者風範，阿貝爾·莫拉斯都只是一介商人，黑幫敘事中超脫生死的法則在他身上並不管用，深陷多方危機時，他更像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而非撕破臉皮的困獸。這一層人物設置讓《至暴之年》在鐵血之中洋溢著一股溫情，而這股溫情成為他挽救家業的最後武器。電影不遺餘力地展現著阿貝爾·莫拉斯與妻子、律師等合作夥伴之間精誠合作的互動，這樣的默契就像定心丸，在一波又一波危機到來的時候，穩住了群居，也讓商人有更多的餘力，在漫長的掙扎中生存下來。面對競爭對手暗中祭出的損招，他也一如既往地彬彬有禮。小酒館、理髮店頗有親和力的氛圍消解了商戰中你死我活的殘酷，也為那個充滿慾望和野心的時代投射了一絲希望的光芒。

《至暴之年》里很少展現拳腳相加的肢體衝突，這裡所謂的「暴力」更多地指向執法機構的腐敗和不良商業競爭的威脅，前者讓我們想起西德尼·呂美特《城市王子》中的拋棄了道德感的警察，後者則帶點《整九碼》苦心鑽研營生，甚至不惜劍走偏鋒的味道。糟糕的大環境下，《至暴之年》讓阿貝爾·莫拉斯一個人帶著尊嚴和原則做最後的搏鬥，他成功化解危機，完成了商業擴張，也從根本上表達導演對這種奮鬥精神的讚許。直到電影並不平靜的結尾，被公司炒了魷魚的貨車司機因為對生活絕望飲彈自盡，子彈殺死了生活的弱者，也不湊巧地在儲油罐上打出了一個孔。黑色石油汩汩湧出，阿貝爾·莫拉斯繞過了雪地上殷虹的屍體，淡然地用手帕堵住了缺口。在生命和財產面前，這一幾近本能的選擇，欲言又止地提請著觀眾不要忘記「硬幣的另一面」，也為電影前述阿貝爾·莫拉斯一家的小動作，比如藏匿帳本、挪用公款等做出了隱晦的腳註。雖然並不傷天害理，畢竟是錙銖必較的商人，「美國夢」的代價，如果不以生死計算，也著實相當昂貴。不過，不論我們把結尾的這一段弦外之音看成隱喻還是批判，都無法動搖阿貝爾·莫拉斯在片中光輝的理想主義者形象，他早已成為那個最壞時代所能貢獻出的最好的人。


《電影世界》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