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來的 分析的很棒

【壓抑的時代•扭曲的人性•缺失的法律】
　　影片的特殊政治背景是不容被忽視的，真實的案件發生在1986年，時值韓國軍政統治時期，歷史上的韓國正在經歷轉型，處於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
　　因此，影片充斥著時代鮮明的符號：
　　大街上的示威遊行不斷；無休止的防空警報；學校的救護演習；軍警被拉去鎮壓遊行；司法體系混亂，刑訊逼供濫用，證據保護不當……
　　朴探員和他的搭檔從沒有去過漢城，對小鎮以外的世界概念模糊，在那個時代，他們視野狹隘，接受的知識有限，導演用調侃幽默的手法表現他們的無知和無奈：
　　比如，朴探員在偵破遇到瓶頸是去求神問卜，出言「美國太大所以他們偵探要用頭腦破案，韓國很小，所以只需用腳破案」。搭擋2人坐在田頭互相吹噓聽說來的大學校園生活，坦言彼此只上過高中，迂腐的官僚體制，現有條件的侷限讓他們暴力的審訊、敷衍的偵查態度成為時代的必然。
　　時代的創傷，從上到下，壓抑的社會孕育扭曲的群體。
　　影片的疑犯從弱智少年到性變態的工人，再到冷靜怪異的退伍軍人，他們成了社會弱勢群體的縮影，個人的命運背負上時代的陰影。
　　
　　
　　再看影像中反映出的法律問題，片中多次出現現場勘驗場景，但遺憾的是對刑事犯罪現場保護力度不夠，比如第一起案件中明顯的腳印卻被拖拉機一輾而過，喪失了很多取證的機會；當然，案發總在雨夜，雨水的沖刷也給證據的收集增加了難度。
　　其次，在那個年代，那樣的小鎮落後的審訊條件和探員的低素質，一味地追求破案率，加大了探員對口供的依賴性；有罪推定的思想使訊問的目的就是拿到口供，非法的詢問方式，並且沒有連續的錄音，證據在定案過程中顯得完全不重要；
　　更不用說：「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一當代普遍承認的非法證據排除原則在當時得以有效適用。
　　並不完全糟糕的是，最後應用到了DNA鑑定，可惜案發於1986年的韓國，而國際上首次報導DNA技術應用於刑偵鑑定也不過在1985年，取樣過程中由於缺乏專業知識或者後期保存不善都有可能導致DNA鑑定失敗，即使是科學證據，其結論也有可能出現誤差。
　　
　　沒有民主憲政，健全的法治環境無從建立，缺乏保障的整個社會都處於潛在的不安定狀態。悲劇發生的原因遠不止一樣，貫穿全片的淅瀝不斷的雨，夜空呼嘯而過的防空警報，大局的動盪，微弱的人力，使每次與真相都失之交臂，若說兇手的變態行徑是扭曲的人性，那麼在此案中被害的人們也未嘗不是韓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犧牲品。
　　
　　
　　
　　【什麼是「殺人的回憶」】
　　《Memories of Murder》很奇怪的名字——缺少主語，或是探員，或是兇手本身。
　　至於前者，片中2位主角性格迥異。
　　漢城來的蘇探員，思維縝密，善於推理，接受過良好的司法教育，相信靠證據說話。
　　小鎮本土的朴探員，生性魯莽，暴力逼供，敷衍斷案，善於誘供，相信自己的直覺。
　　他們的情緒卻都隨著案情推進發生了轉變：
　　當其拍檔終因莽撞而被截肢，他凝視那剩下的空蕩鞋子與鞋套之後；
　　當親眼目睹關鍵證人被飛馳的火車撞死，他雙手濺滿鮮血之後；
　　原先只想草草結案，敷衍誘供的辦案心態開始發生變化，開始接受蘇探員的科學方式，學習理性教化與相信科學證據。
　　直到最後，大雨中的蘇探員浸透了無助與絕望，舉槍的瞬間，朴探員阻止了他。
　　這時，巧妙的——
　　二者的性格發生了戲劇化的調換。
　　所以，最後的視線落在轉行從商的朴探員身上，年輕時的他善於為犯罪嫌疑人編造「殺人的回憶」，以取得口供得以破案，一場經歷之後，他變換身份又回故地，十七年前的回憶永遠不會抹去，同逍遙法外的兇手一起，保存著那些無法消逝的記憶。
　　
　　這樣說來，我便更傾向於後一種說法，即導演在幫助兇手陳述其回憶。
　　以這樣的方式向安然坐於電影院裡看這部片子的兇手挑戰，來吧，來回憶你的殺人經歷，就算你忘了十幾年前那些被殺的人，我們沒有忘記，更不會允許你忘記。
　　
　　這部風格接近《黑色大麗花》的影片，同樣是取材於真實案例，同樣現實找不到真兇的懸案，不同的是，《黑》劇的導演編排了兇手，交待給觀眾。
　　真相，
　　只有擁有完整殺人回憶的兇手本人，
　　只有他知道——
　　那年雨夜他做了什麼。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