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沒有原罪

電影講述的是凱文·羅麥斯本——一位保持不敗記錄的年輕律師來到紐約著名事務所，並受到老闆彌爾頓（撒旦）的重用，從前途一片光明到最終發現自己是撒旦之子，並以自由意志（free will）殺身成仁，抵禦了魔鬼的誘惑，最終卻落入又一重原罪的考驗。
撒旦認為，法律是這樣一個領域，它最接近生活，又是通往特權的通行證，律師可以利用它將罪犯們無罪開釋，把天堂鬧得天翻地覆。聽到這番話，叫我這個法學院學生熱血沸騰，原來法律的權力如此強大，從權貴到底層無孔不入，只要法律人願意就能攪得世界天翻地覆，法律人的自由意志，可以一念成魔，一念成佛。然而現實世界是這樣的：法律雖深入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卻只能在其他社會規範均失效時發揮效用；法律雖以暴力機關為後盾坐擁最高的強制力，卻不能在法外強迫任何一個公民承擔任何額外的義務；法律雖有智謀過人的菁英們作為其實施人，卻不能面面俱到，古今中外的冤假錯案仍無以避免。法律由定紛止爭而生，法律人竭盡所能維護正義，最終竟背負起「劊子手」這個意志自由選擇之下的惡名。
西方世界對法律人尤其是律師異常厭惡，德肖威茨教授在《最好的辯護》導言中寫道：「沒有人需要正義」——「刑事被告和他們的律師當然不需要什麼正義，他們要的是開釋或者儘可能短的刑期；檢察官想贏得官司，尤其當一個有罪的被告極力想借政府『技術上』的非法行為而逃脫時；大部份法官對正義不感興趣，是警察和檢察官的延伸，他們打心眼裡希望罪犯能被認定有罪並關進監獄，也關心司法制度的運作效率和極力避免上級法院推翻其原判這樣的恥辱發生在自己的身上」。法律人是這樣一個群體，他們的職業目標是維護公平追求正義；而法律人又是一個個鮮明的個體，他們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最初宣誓效忠法律，卻無法擺脫作為個體的人的原罪——正如影片中如陰霾般籠罩凱文的——金錢的引誘、求勝的渴求、對名聲的追逐，每一種慾望都能將他從成為一個「好人」的正軌上拖入深淵：拋棄愛妻，無視委託人的虛假證言或惡意引用法律原則極力為其脫罪。問題好像回到了「好律師能否成為好人」這樣一個終極困局（律師能否為明知有罪的人辯護？）之中。人人都會為惡，可為何法律人尤其是辯護律師總是首當其衝為人詬病，原因只怕在於前文中撒旦所言，智慧、謀略再加上通天入地之權力，自然如蝴蝶效應般，為善愈善，而為惡愈惡。既然如此，就全憑個人的自由意志了。自由意志是人們依照其擁有的條件去決定是否做一件事情的能力，這已經不是靠法律本身就能解決的問題了，在哲學、宗教、心理學以及道德倫理領域都有不同的討論，是作為人類共同面臨的價值和道德取向的問題而一直難以得出定論。
不論是自然界原生的法則，還是人類為管理社會生造出來的制度規範，都應當是沒有善惡之分的，它只是恰好出現在在某個地域和歷史中最合適的位置，法律當然也是如此。我們要懲治犯罪，所以有警察和檢察官起訴嫌疑人，我們又懼怕冤枉無辜者，所以發明了疑罪從無和非法證據排除的的訴訟規則；我們期待利用死刑以懲戒最危險的罪人或以儆傚尤，又因為死刑的不可逆性而倡議少殺慎殺乃至廢除死刑；我們制定了一般的法律規則，期待構建一個將人的行為都納入法律的規範之內理想世界，卻不得不處處受到人權、宗教、種族（民族）的牽制。法律和法律人時刻都面臨著兩難的抉擇，正義與不正義有時沒有明確的界限，甚至要在兩方均是正義時還要作出價值評判。這個世界的道德本就沒有統一的標準，卻叫一個有限理性的個體去得出絕對正確的答案未免有些強人所難。
法律人除了人類本身的原罪並沒有比其他的職業人背負更多的罪惡，我們能做的唯有審度自己的良心，以最接近正義的方式使社會以一個最不壞的制度運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