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的加里•韋伯：真相鬥士or陰謀論製造者？

加里•韋伯曾與新聞業的學生分享他的理念：記者就是革命者，絕不能被他人的思想所左右，要盡一切抗爭去改變世界。在美國的新聞史上，韋伯不是第一個敢於揭發政府內幕的記者，但他以細緻的求索、詳實的證據、大無畏的勇氣、百折不彎的毅力，一次次毫無保留地向當權者發起挑戰，這為他贏得了廣泛的名望，縮短了他的生命，也催生出今年秋季的傳記電影《殺死信使》。

在新聞界，加里•韋怕是個令人肅然起敬，又摻雜著複雜情緒的名字。韋伯在中學時期就對新聞寫作產生濃厚興趣，並首現決不妥協的真理鬥士精神，擔任校報的主筆時，因直言批判得罪校啦啦隊後，固執已見，拒絕道歉，不惜為此與學校的新聞社團失之交臂，連主編也無法勸動他改變觀念。在北肯塔基大學就讀新聞專業後，韋伯的第一份工作是《肯塔基郵報》，1987年他又進入當時美國十大報社之一的《聖何塞信使報》任職，他東奔西走，勤勉工作，佳作迭出，榮獲了一系列殊榮，包括一生最矚目的成就：1990年他對舊金山大地震及其後果的文章，獲得了普利茲獎。

1996年8月，韋伯發表了一篇長達2000字、分三部份的調查報告《黑暗聯盟：毒品大爆發的幕後故事》，這篇文章永遠地改變了他的一生。文中韋伯揭露，在洛杉磯的尼加拉瓜毒販利用販毒所得，為中情局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提供資金，由此開啟了哥倫比亞卡特爾和洛杉磯黑人毒販間的第一條通路，造成了80年代那一波毒品大爆發。有別於一種流行的誤解，韋伯其實從未在文中直接指控中情局協助毒販，他的記錄只顯示，中情局和許多白宮官員對毒品交易完全知情，但守口如瓶，未與緝毒局分享情報。

整個80年代，尼加拉瓜深陷長達12年的內戰，其中一支反政府民兵組織——尼加拉瓜民主力量是美國一手扶植，由雷根政府秘密資助，並由中情局直接為其提供武器和金錢，雇用承包商，運送物資，策劃戰略等。然而，1982年眾議院通過《柏蘭德修正案》後，總統的戰爭權力受到了制約，國會無法像之前那樣直接撥款給中情局或其下屬的任何情報網路和個人，用來資助、訓練、武裝反抗軍，之後修正案又將限制對象擴展到整個美國政府。

雷根政府隨即找到了另一條出路來繞過修正案，國會於1985年成立了尼加拉瓜人道主義援助辦公室，將資金以人道救援的名義繼續輸出尼加拉瓜，只需受到國務院監督即可。也恰在此時，洛杉磯、紐約等城市，爆發了一場快克古柯鹼的瘟疫，因此關於兩者間存在關聯的猜測，並非空穴來風。其實早在80年代，國會就發起了廣泛的關於對外政策、毒品和執法部門的聽證會，並取得了許多有效的證據。然而，由於來自不同渠道的阻撓，這些聽證會最終沒能建立起《黑暗聯盟》一樣精確的指控。

應韋伯的要求，所有供他參考的文件都被上傳到了《聖何塞信使報》的網頁，供任意訪客調閱。韋伯宣稱文件都是應自由資訊法案之下取得，他的調查對象和結論都來自公開的記錄，並被詳細列出，包括臥底人員的錄音帶，CIA、DEA、FBI和洛城治安部門解禁後的政府文件，伊朗門事件的檔案，目擊者的證詞，以及大量庭審記錄。

起初，《黑暗聯盟》似乎遭到了所有主流媒體的無視，當局也未做出回應，但暗地裡他們已經被激怒了。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極大的挑戰，花費幾十年打造的中情局在尼加拉瓜事件中的角色和對毒品宣戰的虛假姿態，都已經危在旦夕。但他們深諳操縱民間反應的伎倆，先是保持集體緘默，小心等待、觀望著公眾的反應，再找準故事最薄弱的關節大肆攻擊，進而一舉令整個故事喪失信服力。這是已經被反覆證明有效的、唯一能中傷揭發者又能維持中立偽裝的策略。在他們有所行動之前，韋伯得到了一段時間的支持和正面的回饋，但這一切是短命的，隨之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口誅筆伐。

即使韋伯預想過最糟糕的處境，他也驚訝了。幾乎是在同時，《黑暗聯盟》遭到了幾乎所有主流媒體的批判和排斥，中情局的喉舌——以《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和《紐約時報》為首，不遺餘力地質疑報導的可信度，以及韋伯的人品和職業道德。連當時中情局主管都公開露面，「極其憤怒」地譴責韋伯的不實報導，力圖撇清中情局與販毒的干係。此舉很快轉移了報導給中情局的帶去的難堪，但並不足以毀掉其影響力，《黑暗聯盟》已經得到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關注，在高峰期，網站每天有超過三百萬次的點擊。《黑暗聯盟》毫無疑問是1996年西方反響最大的新聞事件。

許多此前從不上網的美國黑人，也開始接觸網路來了解《黑暗聯盟》，因為他們中間開始流傳美國政府「種族滅絕」的陰謀。從哥倫比亞運來的粉末古柯鹼，很快被提煉成利潤更高，更易上癮，更廉價的快克古柯鹼散售。快克古柯鹼被稱為「古柯鹼中的快餐」，之所以最初能在中美洲流行起來，是因為其消費門檻低廉，而在洛杉磯，只需5美元就可以買到一小包，當然受到經濟窘迫的黑人青睞。與此同時，法律對吸食快克的懲罰卻遠遠大於普通古柯鹼，只要出售5克的快克就會判處5年徒刑，但出售500克的古柯鹼才會觸發同樣的刑期。其結果是，大量的黑人被關進了監獄，20-30歲黑人中，有八分之一在身陷囹圄。韋伯的報導側面支持了「滅絕黑人」的陰謀論：黑人毒販根本沒有獨立渠道從南美得到大量毒品，更別說短時間造成一場快克瘟疫，但他並沒有證實這一點。

民間對《黑暗聯盟》反對意見主要集中在，所有結論都基於猜測、二手資料和跳躍的邏輯之上，而非堅實的證據和推理；根據調查，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所需的資金遠沒有預想的那麼多，似乎並不需要一張毒品網路來支撐；而整個報導太像一個典型的陰謀論，充斥了廉價故事書和三流商業電影的情節，這都得到了一部份輿論的認同。2001年3月韋伯在網上寫道：「迄今為止，沒人可以證實文章中任何一個事實錯誤，但到頭來，事實如何，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讓該死的事情淡化，讓人們閉嘴，讓那些期望獲得真相的人看上去像瘋瘋癲癲的陰謀論者，這一點他們完全做到了。」

不論如何，韋伯開罪了利益團體，並因此遭受了極大的不公。新聞業的行規是：記者向編輯提交故事後，報社的法律團隊負責審核故事的真實性和合法性，甚至可以要求記者陳述答辯；而一旦故事通過了這些審核發佈後，又被發現有站不住腳的地方，報社就必須毫無保留地維護記者，由編輯和法律團隊承擔全部責任。而在韋伯一案中，情況正好相反，報社隨著壓力驟增很快轉變了支持韋伯的態度，刊發《黑暗聯盟》九個月後，《聖何塞信使報》發表道歉聲明，並將韋伯調派到150英里之外的前哨站寫訃告。1997年12月，韋伯被迫離開。

辭職後的韋伯繼續，將報導和所有資料擴展到500頁的同名著作，《黑暗聯盟》於1998年出版。書中披露，一名曾替前反抗軍辯護的舊金山律師發現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中情局和毒販存在聯繫，但很快，在司法部的干預下，地方法院將這一檔案封存了。

從1997年開始，韋伯為州聯合立法審計委員會擔任顧問。2004年他被解僱，表面上是緣於加州下院議長改選導致的大換班，但有理由懷疑真實的原因更為微妙。擔任顧問期間，韋伯毫不妥協的性格促使他持續樹敵。2001年，韋伯被捲入了對甲骨文公司的調查，甲骨文是世界最大的据件開發商，跟政府高層的國家安全項目有超過30年的密切合作，他們以9500萬無競價件合約，與前加利福尼亞洲長蓋瑞•戴維斯達成交易。韋伯發現，就在交易之後的幾天，有25000美金的競選資金交到了戴維斯的首席技術顧問手上。調查展開後，審查交易的兩名高級官員丟了烏紗，迫於政治壓力，加利福尼亞也取消跟甲骨文的無競價合約。正是一次次這樣的勝利，將韋伯的生命拖向了黑暗的終點。

2004年12月10日，一輛搬家公司的卡車來到韋伯位於加州的住處，他們看到門口掛了一張字條，上書「別進來，打911，叫救護車」。隨後，警察在屋裡發現了韋伯的屍體。15號，當地的驗屍官裁定，韋怕死於向自己臉上開了兩槍自殺，現場有他留下的遺書。韋伯的前妻透露，他已經在壓抑中度過數年，雖然繼續寫作，但無法獲得在主流報社的工作，也賺不到足夠的錢支撐生計，自殺前的一週，他剛剛因為付不起房貸賣掉了房子，之後摩托車也被偷了。

自殺的調查結果疑點重重。首先，什麼樣的自殺者會對腦袋連開兩槍，況且韋伯用的是點38口徑左輪手槍，開過一槍後需重新上膛，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一個挨了一槍的人能做到這點。何況韋伯對槍械十分了解，不可能犯這種令自己痛苦不堪的錯誤。韋伯的新聞同行請教了聯邦調查局特工，後者的結論是，自殺一說絕不成立，按照當時的情形推斷，第一槍射到韋伯的臉上，從下顎鑽出而沒有令他斃命，是他反抗槍手的結果。

雖然法醫堅稱，朝臉上開兩槍自殺有過先例，而且可能性極大，但官方的驗屍報告卻不斷變化，一開始裁定為多處槍傷，後來變為一處，再後來恢復成多處。除此之外，韋伯的自殺動機也十分存疑，在貧困交加、壓力重重中，摩托車被盜真的能夠成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嗎。更多人猜測，以如此草率的結論愚弄公眾的智商，只是供某些權貴傳達一個訊息：別惹我們，我們有能力謀殺，又逃過制裁。

綜合韋伯朋友的證詞，他生前曾受過死亡威脅；長期被跟蹤，多次抱怨陌生人闖入家中；臨死前一兩天，他還告訴一個線人，有人攀爬他家外的水管，肯定不是小偷，而是政府的人。至於陰謀者為什麼要在時過境遷將近十年後幹掉他呢，可能是由於當時風聲太緊，殺掉韋伯只會自證其罪，而更重要的是，在臨死之前，韋伯已經發起了新的調查，並開始撰寫另一本中情局參與販毒的著作，很可能是他進一步逼近真相，迫使陰謀者終於動了殺機。在事實仍無法蓋棺定論的前提下，電影也只能重點展示真相追索者的孜孜不倦、鍥而不捨，謳歌不達真相決不罷休的執著信念，儘管真相仍在迷霧中，也許永不為人知。（所有資料來自網際網路，編譯/方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