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琴的罪與惡

我至今還記得小時候的一件事：一次在外面玩耍時，我抓了一隻羽毛未豐的小麻雀，欣喜地帶回家養。無奈小麻雀什麼都不吃，隔壁爺爺教了一條妙招，讓我用一條繩子繫住小麻雀的腳，拴在窗台外面，麻雀媽媽自然會來餵。我照做，果然小麻雀在窗口啾啾地叫，不多久便看見麻雀一家冒著雨輪流飛來餵食。然而這景像實在讓人揪心，連擁有小麻雀的歡樂都隨之煙消雲散。於是雨停之後，我便把小麻雀放回去團聚了。
劉宇昆在《終結歷史之人》中則寫到這樣一個情節：一位曾在731部隊活體解剖了無數中國人的日本軍醫，始終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為祖國和人類的醫學做貢獻。直到多年之後，他在手術台上遇見一位當年從自己手術刀下僥倖逃生的中國婦女，後者驚恐的反應，終於讓他發自內心悔悟，並承認：「我犯下了沒有人類會去做的罪行。」
這些改變的瞬間是有力量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如果我們能夠在他人那裡找到這種不忍，哪怕萬分之一的機率，那麼他人就可能不是地獄。
我在看《親愛的》時，雖然幾度落淚，然而始終有一個疑慮盤繞心頭：李紅琴是否真的如她所辯白的那樣不知情？至少導演沒有就這一點給觀眾足夠有說服力的解釋。田鵬被拐賣時已會說話，記得爸爸媽媽，如果當真如別人所說，一路哭鬧不止，那麼很難相信與他朝夕相處的李紅琴會對其來歷一無所知。固然，我們可以為她的沉默提供各種解釋：一個自以為生不出孩子的女人，盼子心切，又迫於丈夫的淫威，一個被迫脅從的弱勢者，似乎合情合理。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她以無辜受害者身份表現出的那種問心無愧同樣合情合理。母愛絕不是可以剝奪他人親子之愛的藉口，儘管類似的罪行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
在電影中，苦難和悲情最終似乎是順理成章地將故事推向某種苦澀而又溫情的大和解。導演讓高律師追問李紅琴，是否真的不知道。李紅琴反問：「我男人讓我一輩子不要來深圳。你說我這算知道還是不知道。」而律師竟然會心一笑道：「如果是這樣，你就說你不知道吧。」我看到這裡很彆扭，覺得這不該是律師說出來的話。彆扭的地方在於，電影以政律劇常用的＂法外容情＂橋段，來展現潛藏在律師不正經外表下的＂人性光輝＂。然而這種＂人性＂的對立面並非司法形式，而是對正義（justice）的追求本身。如果李紅琴的確知道，並且可以釋然地說出來，那就意味著她並沒有像感受自己的喪失那樣體認他人的喪失，而這並不是一個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情。
我對法學所知甚少，然而以個人粗淺的理解，罪與罰的根源都來自我們對於普遍人性的敬重。一個人被眾人認定有罪，是因為其所作所為對受害者所造成的苦痛，我們每個心智健全的普通人類都能夠通過移情（empathy）而感同身受。並且我們假定，罪犯本身也具有這種能力，所以我們總希望罪犯能終有一天良心發現，能夠發自內心地認罪和悔過。如果沒有移情能力，那麼人類將可以坦然目睹同類相食，像故事中韓總所說的猴子。如果李紅琴的確或多或少知道，那麼她的無知與無辜在我看來並不可同情，而恰恰是一種我們需要永遠與之鬥爭下去的罪惡。
《終結歷史之人》中同樣寫到，在談論罪惡時，我們總偏愛使用無主句來為罪人開脫。＂發生了太多苦難與罪行＂，彷彿苦難並非有血有肉的人所造成的。又或者，該由某個非人的惡魔來負責，而＂我＂是清白無辜的。實際上，對電影中的苦難而言，有太多人並非無辜，譬如李紅琴的協從，村民的知情不報，其他人販的麻木，執法者的立案不及時，律師的不追問，甚至包括我自己一一因為我不只一次在乞討的孩子面前扭過臉去，以為這＂與我無關＂。缺乏這種警醒，罪行和苦難就會在＂我＂之外的世界上繼續蔓延，直到它們找上門來。
我們嘗試去理解罪人，是為了更深入地思考罪與惡（正如漢娜·阿倫特在＂納粹狂魔＂身上指認出＂平庸之惡＂），而不是為了大家抱頭痛哭之後心裡好過一些。影片中極少出現李紅琴對自己所負之罪的悔認，而把敘事重心放在她萬里尋女的坎坷和執著上。並不是說後一段遭遇不值得同情，但對後者的同情亦不該掩蓋對前者的追問。這或許的確是我們文化中某種根深蒂固的，從而特別容易廣為流傳的東西——我們太容易在涕淚滂沱中大團圓大和解，而把最艱難的部份，也即是對於人性之惡的刨根問底，輕輕打發到一邊。正如戴錦華老師在課上所講，在處理歷史債務的問題上，我們缺乏俄國人那種直面深淵而不暈眩的勇氣。
無論李紅琴的遭遇多麼令人揪心，她都無法迴避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你究竟知道還是不知道？」或許她只是犯了你我在那樣境況下同樣難以逃脫的平庸之惡，然而正是這種可以存在於任何一個野夫村婦身上的惡，以及我們普通人與這種惡之間的媾和，構成那終將吞噬我們的無底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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