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週刊》：大陸朝鮮族追逐韓國夢

看過這部電影，我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國人要不惜生命偷渡去韓國？貼一篇新聞報導，關於「韓國夢」的，你沒聽錯，「韓國夢」！

作者：胡賁
2007年6月28日，韓國駐瀋陽總領事館。這座本不起眼的建築，因為圍牆外側架設在人行道上的第二層鐵絲網，而顯得有點突兀。

在拒馬背後的崗亭里，武警戰士的目光警惕地掃視著門前的隊伍，那是等候赴韓簽證的群眾。

「今天怎麼這麼慢啊？」隊伍里有人抱怨。

「是啊，領事館電話轉人工服務也老是沒人接。」另外一人接過話茬。對於這些亟盼獲得韓國簽證的人——有些甚至是已經多次遭到拒簽而繼續為之努力——領事館的些微變化都是很敏感的。

他們或許並沒有注意到幾天前的一條消息。6月22日，瀋陽當地報紙稱，「遼寧省公安廳根據獲取的案件線索成立專案組，經過近兩個月的偵查」，「破獲了一起以韓國人金某和申某為骨幹的幫派特大組織偷渡案。2004年下半年至案發，該犯罪幫派與國內偷渡組織者相互勾結，通過偽造各種簽證申請材料，收買韓國駐瀋陽總領事館的中國籍僱員，並在其協助下騙取探親簽證，大肆組織中國公民偷渡韓國，從中謀取巨額非法所得。」

而根據韓國媒體報導，在6月22日之前，有3批共計18名中國僱員在領事館中被中國警方帶走。這佔到韓國駐瀋陽總領事館中國僱員的一大半。

「領事館的日常工作受到了影響。」一位接近韓國領事館的瀋陽韓僑說。

韓國外交部則拒絕就此事發表評論，並向媒體表示，「等中國公安當局的調查結果出來後，外交部會發表相關內容」。

據了解，中國方面目前由公安部和外交部直接聯合督辦，「得到了韓國駐瀋陽總領事館的協助」，對外發出新聞稿的遼寧省公安廳對具體的偵辦細節則並不了解。

進入外國領事館抓人，這一行動並不尋常。據悉，韓國法務部也已經派人進駐瀋陽領事館，追查韓方工作人員在這一幫派偷渡案中的責任，牽涉其中的可能包括領事館的高級官員。

因為中韓當局的刻意低調，此次的偷渡案件並沒有引發廣泛關注，但是隱藏在背後的成熟偷渡產業鏈已然浮現。

朝鮮族的「韓國夢」

朝鮮族人移居海外，尤其是遷往韓國早已不是什麼新聞。根據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的統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東北三省的朝鮮族公民「通過各種途徑」陸續移居海外，其中遷入韓國者大約有40萬。而中國朝鮮族的總人口才200多萬。

1978年，韓國開始允許在韓國有親戚關係，且50歲以上的中國老人進入韓國。1984年，中韓雙方允許公民到對方國探親，朝鮮族赴韓探親和定居的人數大大增加。

與此同時，大量中草藥和補品湧入韓國，一部份被探親者作為禮物，另一部份則在韓國以高價出售。這些朝鮮族探親者帶去強心劑、健腎丸、牛黃清心丸、樟腦球、肝臟藥、醫藥材等等，一天可掙510萬元韓幣（相當於人民幣350—850元）。

有的還從中國偷偷帶出人參、熊膽、鹿茸、麝香、牛黃、白蛇等，一條30厘米長的白蛇能賣700800萬韓幣，相當於人民幣56萬元，對當時生活在中國的朝鮮族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

第一批發財者從韓國財歸故里後，各個東北韓族社區里一時轟動了。韓國的繁榮、現代化，倒賣中藥材能發大財的說法，激盪著所有朝鮮族人。

中國的朝鮮族大部份是清朝中期以來從朝鮮半島移居東北的，而根據韓國的移民法律，8寸以內（從高祖至玄孫）的血親或者4寸以內的姻親都可以前往韓國探親。所以，幾乎所有朝鮮族人都能在韓國找到一些親戚。1992年之後，前往韓國探親的朝鮮族民眾人數呈現爆炸性增長。

然而，倒賣藥材的致富之路並不能走太久，隨著中國人的大量湧入，以及賣假藥的出現，風靡一時的探親兼賣藥模式從1994年開始變得冷清，現在只能偶爾在首爾的地鐵站看到賣中藥的朝鮮族。

但湧向鄰國的人流卻並未就此中斷。以出國探親的方式赴韓的朝鮮族還是有增無減。他們找到更直接的「賺大錢」方式——打工。

尹紅就是這個時候決定要去韓國的，她的家鄉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此時已呈現出「全民出國」的狂熱，不僅朝鮮族在尋找各種機會前往韓國打工，漢族的青年們也開始積極學習韓語，趕上這一波淘金熱浪。

1997年，41歲的尹紅從延邊的國營企業下崗。她沒有找到在韓國的親屬，但卻通過朋友關係找到了一個去韓國「商務參訪」的機會。

現在回想起來，尹紅覺得，當時通過朋友關係找到的「途徑」，實際上就是現在各種出國「中介」的初級形態。

當時，韓國的移民法律還沒有那麼嚴格。在首爾註冊一家公司，經過簡單的驗資證明，就能邀請「在中同胞」訪問韓國。尹紅前後花了3萬塊錢，這年的7月，已經是10歲孩子母親的她踏上了仁川的土地，簽證時間為1個月。

她留了下來，簽證到期的時候，她已經在一家仁川當地工廠的廚房幹起了洗碗洗菜的活兒。一個月收入90萬韓幣，大約7000塊錢人民幣。這相當於她在中國一年的收入。由於是沒有身份的「黑戶」，她並沒有享受到韓國法律所保護的權利。每天最少工作12個小時，每個月休息兩天。

但尹紅還是對自己的收入感到滿意，畢竟在同一工廠上班的，由中國的勞務輸出公司組織的其他中國人，每個月只能拿到60萬韓幣的工資——而且工作強度並不比她低。很快，這些工人都偷偷逃走了，「跳槽」之後，他們的收入也能達到90萬韓幣，即使「黑」著，也比再受一道中介公司的盤剝強。

尹紅每個月能攢下50006000元人民幣，她把這些錢部份寄回延邊，以供養自己快要考初中的兒子，另一部份則攢了起來。她希望辛苦幾年之後，能積攢一筆錢，回到延邊做個自己的小買賣。
打工攢幾年錢，然後回家買房，開個小買賣，甚至開公司做大生意，這是1990年代中期第一波赴韓國打工浪潮中，大部份朝鮮族最初的「韓國夢」。

八仙過海

1998年，韓國修改了移民法律，商務簽證的申請與審批變得更為嚴格。通過商務簽證大批前往韓國，然後非法滯留打黑工的途徑被壓縮。許多人開始打起別的主意。

首先是「向福建人學習」，通過在大連、青島、煙臺等靠近韓國的港口登船，然後在仁川附近海域「搶灘登陸」的強行偷渡越來越多。

據中國公安部統計，1995年，在遼寧、山東、江蘇等省拘捕的密謀偷渡韓國者，有1947人，而當年全國抓獲的各類偷渡者總數不過6000餘人。

2001年，甚至出現由韓國、福建以及朝鮮族蛇頭聯手組織，共計60人的「聯合偷渡團」。其中25名福建籍偷渡客的目標是借道韓國偷渡美國，他們的偷渡費用為6萬美元。其餘朝鮮族偷渡客的目的地則是韓國，費用為6萬元人民幣。

在他們所搭乘的偷渡船最終抵達韓國之前，25名福建籍偷渡客在船艙中全部窒息而死。韓國籍船長指使手下船員將他們拋屍大海。這起慘劇與震驚世界的「多佛慘案」一起，促使世界各國進一步加強打擊中國偷渡集團。而韓國也因此繼續修改移民法律，加強對非法滯留人員的遣送。

此時，東北韓族赴韓國發財的夢想已經變得不可阻擋。結婚，則是他們實現夢想的另外一條捷徑。

據公安部統計，截至1998年3月末，中國朝鮮族女性改為韓國國籍者為30349人。為了取得韓國國籍和在那裡找到工作，朝鮮族姑娘找一些比她本人大好幾歲甚至十幾歲的韓國農村男青年或在城市裡的低層勞動者結婚。

韓國外務部的一位官員說：「1992年建交以前不過數十件的韓中兩國的國際婚姻，到1995年增至7600多件，其中一半以上的朝鮮族為獲取韓國國籍而通過中介入締結偽造婚姻，因此我們正研究防治對策」。

在中介機構的組織下，眾多韓國無家可歸的男子被選為結婚對象，為朝鮮族女性提供移民韓國的便利。

還有少數朝鮮族女性嫁到韓國以後，為了掙錢，以回國探親為名，到故鄉召集想嫁到韓國去的姑娘，介紹給韓國男性。介紹一人可賺800020000元的介紹費。

跨國婚姻的一個好處是，一人得道，全家享受。這些遠嫁韓國者的父母也能夠以參加女兒婚禮為名，進入韓國，逾期不歸，非法滯留。19931995年，共有6773名朝鮮族父母參加在韓國舉行的女兒婚禮，到期返回的只有688人，非法滯留者達6085人。

現在已經回國的龍井市朴女士1999年通過中介與首爾的一名中年男子結婚後，來到韓國。她的丈夫從她到韓國的第二天開始就經常對其拳腳相加。但是因為結婚滿2年才能獲得國籍，所以她只能忍氣吞聲。直到有一天看到丈夫因喝醉酒竟拿起了刀，她最終還是向當地警方報案，離開了家。

過了一段時間，其丈夫以「遭到結婚詐騙」為由向法院遞交了離婚申請，並且得到了離婚判決。那時，二人剛好結婚1年零9個月。因為在派出所留有案底，她很快被遣返了。

朴女士現在延吉的一家餐館打工。她不願意回想那段「遠嫁韓國」的日子。在嫁到韓國之前，她已經結婚，還生了孩子。「每個月800塊也夠活了，孩子不在身邊，每個月8000又有什麼意思呢？」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除了遠離親人，時刻都有的緊張感也一直伴隨著這些非法打工者。

2001年11月，正在工廠食堂里刷碗的尹紅突然聽見工廠大門一陣騷動。韓國法務部的人很快出現在她面前，在無法出示合法身份證件的情況下，她和另外兩名非法滯留的朝鮮族人一起被帶回了仁川法務部的拘留所。

「我們太慢了，其他幾個人就跑了。」尹紅微笑著回憶道。

和另外數十名被查獲的「非法滯留人員」一起，從仁川港登船，經過20多個小時的航行，她回到了一別4年的國家。

大連警方在港口接收了他們。在拘留幾天之後，他們被要求繳納5000元的罰款，才能獲得自由。「當時我覺得，回來也好，在國外『黑著』心理壓力太大了，工作也太辛苦。回國就自由了。」

然而國內的現實還是讓她重新燃起了回韓國打工的念頭。因為沒有什麼技能，她在國內打工也就能掙得每個月700800元的收入。「心理落差太大」。另一方面，她的兒子剛考上高中，馬上就要面臨大學學費的壓力。「為了孩子，再苦也得回去。」

一別4年，讓她驚奇的是，當年在延吉到處托關係尋找的「門路」，現在已經滿大街都是。

延吉的街頭到處是各類出國中介的巨幅廣告——這主要是針對年輕人的留學中介，顯然不適合她。朝鮮語報紙則整版整版地刊登「代辦韓國探親簽證，100%成功率」的豆腐塊廣告，沒有地址，只有一個聯繫電話。書報亭的窗戶上、電線桿上、街頭的牆壁上，「韓國婚姻中介，可見面」的小廣告鋪天蓋地。

她最終選擇了與丈夫假離婚，然後再找個韓國男人假結婚。「本來是打算辦探親簽證的，但是探親簽證要8萬元人民幣才能保證一定簽下來。貴了，而且還沒有韓國居留權。」

假結婚具有一定風險，並且僅限於女性，而探親簽證則顯得更為全能一些。這種簽證允許合法打工，一旦獲批還可以在13年內多次往返。無怪乎探親簽證的價格也是最高的。

8萬元裡的4萬元，會用來聯繫韓國的「親屬」，「沒有也給你做一個出來」。剩下的4萬元則是國內各級「中介」的利潤。

根據韓國《朝鮮日報》報導，在中國的「韓國簽證營銷網路」，分為搜集乃至層層遞交護照資料的「中介」，負責與各方尤其是領事館、大使館方面聯繫的「簽證代理」（一般為韓籍），以及負責偽造文件的專業戶。所交費用中，1.52萬元用於賄賂領事館、大使館工作人員。1萬元左右用於準備各類假的身份證、離婚證，朝鮮族中小學畢業證書（用以證明朝鮮族身份）以及部份「中介」的利潤。剩下的，則是掌握各種資源的「簽證代理」的利潤。

也就是說，與領事館、大使館工作人員熟悉的韓國「簽證代理」們，和使領館的工作人員們一起佔據了價值鏈的最上端。而這條價值鏈，最晚在2000年就已經構建完成了。

「（韓國）瀋陽領事館，有一位副領事，汽車後備箱裡都是成捆的護照和現金。」在延吉，直接面向普通人的底層「中介」們為了強調自己靠得住，都會故意向前來詢問的人「透露」此類秘聞。

據悉，韓國簽證代理們一般居住在北京的望京地區，很多關係沒有那麼「硬」的望京韓國移民也在嘗試這一行業。「3年不開張，開張吃3年。辦成一張簽證，在中國1年的生活費就有了。」

「我們這裡是一條龍服務，被遣返過都沒關係，可以給你換戶口，換身份證，換護照，有真有假，假的和真的一樣，真的就是真的。」在延吉市中心的一座寫字樓里，某個「交流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一邊眨著眼睛，一邊解釋說。

延邊州公安局的數據則顯示，「延邊州每年要受理新申請護照10萬個以上，我們延邊一年新做的護照，比整個重慶市都多。」延邊州的人口約為600萬，而重慶市則擁有3000萬人口。

韓國每年限定「在中同胞」可以獲得探親簽證的名額為3萬名。而每年的申請都在此數的兩倍以上，除了負責核實資料的領事館中國僱員之外，誰能獲得簽證則完全取決於領事館簽證官員（VO）的「自由心證」。
「你可以只交4萬元，我們就負責幫你找到親屬，並做好所有文件。你要等半年左右才會等到領事館的約談，而且不一定能簽到。如果再加4萬元，只要20天，而且我們保證你可以簽成。」交流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解釋說。

為了省錢而交了4萬元，想要通過辦理「假結婚」再次前往韓國的尹紅果然還是上當了。中介幫助尹紅換了護照和身份證，辦理了「離婚證書」，以及和一名韓國男性的結婚證明。但她的戶口卻沒有和她丈夫分開，是「假離婚」。最終，尹紅沒有等到赴韓簽證，中介也杳無音信。

尹紅不再相信中介，她通過熟人關係，找到一家韓國公司，在繳納了7萬元的保證金之後，成為公司的正式僱員。通過「公司內部交流」的形式，2002年9月，她再一次踏上了韓國的土地，這一次是到首爾。

簽證是3個月，但她從一開始就打定主意，還是要非法滯留。7萬元的保證金也不要了，和她同行的幾十個中國人，也都選擇了放棄保證金。

「這其實也應該算一種偷渡吧。」尹紅解釋說。

韓國夢 歸何處

這一年，尹紅已經48歲了，她的身體和年齡已經不允許她繼續在食堂工作。她找到了一份替韓國家庭帶孩子的保姆工作，每月工資120萬韓幣，比工廠和工地的工作，工資要少一些，但因為韓國持續的勞動力短缺，她的工資還是比第一次到韓國時增加了不少。

她還是有點後悔，第一次到韓國所攢下的一點錢，在第二次出國的過程中幾乎花光了。而在延邊，像她這樣「二進宮」的非法打工者例子也有不少。他們中的大多數第一次出國時都能攢下一點錢，然後或遣返或自願回到延邊，在給自己和家人買了一套房子之後，攢下的錢也所剩無幾，幾乎都付給了第二次出國的中介們。

有的人甚至第三次，第四次偷渡韓國。當初設想的打工掙錢，回國做生意的「韓國夢」，鮮有實現者。

2003年初，韓國的移民法律再次進行了大幅修改，開始對「非法滯留人員」實施管制，並要求他們主動登記，限期出境。

2003年11月18日，「管制」正式開始的第一天，2300多名朝鮮族中國人提出「撤銷管制」、「恢復國籍」等要求，在首爾、京畿地區的8所教堂展開了絕食靜坐示威。

上台伊始的盧武鉉總統，競選期間就主張「積極主動」地解絕非法外國僑民的問題。但強制性的措施引起朝鮮族，甚至韓國國民的大規模抗議。

中小企業聯合會等遊說集團也開始向他施加壓力——據統計，韓國的低工資低技能崗位，每年有30萬的缺口，這些缺口，主要是中國公民，尤其是中國朝鮮族的非法滯留者所填補。

盧武鉉很快對移民政策作出調整，由管制轉變為「管理」。2005年，韓國當局出台了最新政策，允許在其國內非法滯留的朝鮮族只要主動向當局申報，並自願離境半年以上的，就可以憑法務部頒發的「出境證明」，在半年後到當地領事館領取有效期長達5年的「工作簽證」。

2006年5月，由於孩子要考大學，尹紅主動申請回國。半年之後，她憑著「出境證明」在瀋陽領事館獲得了5年工作簽證。這一次，她只花了500元。

抵達韓國之後，在韓國官方的統一組織下，她又參加了3天的學習班，學習韓國的法律，以及在諸如打工被騙，老闆拖欠工資等情況下如何向韓國政府求援的資訊。學習班的最後一天，她拿到了一張「外國公民臨時身份證」，這是她在韓國的第一張身份證明。

現在，身在韓國的尹紅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剛剛念大學的兒子。中國的工作不好找，就算找到了工資也很低。尹紅琢磨著多攢點錢，將來供兒子在韓國讀研究生，「到這裡的公司來上班，比我這個打工的老婆子要強得多了。」

尹紅的夢想或許開始有點底氣了。在首爾的九里山洞，已經出現了延邊人聚居的「延邊村」。「燒茄子」、「豬肉燉粉條」，這些中國朝鮮族從漢族那兒學來的菜，以前在韓國很難一見，現在到延邊村就能找到。

到2007年9月，韓國還將進一步開放「工作簽證」，並不僅僅是自願遣返的非法滯留者，從沒有去過韓國的「在中同胞」也可以申請這一長達5年的簽證。

延邊州報紙分類廣告裡，已經出現了韓文的廣告，「代辦工作簽證」。交流服務中心的人說：「工作簽證真要是出台了，探親簽證恐怕就沒這麼火了，現在所有人都在躍躍欲試，不知道這個新業務能帶來多少收入。」

但是相信簽證無論如何變革，產業鏈大概都很難從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