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忘了去懂你》導演權聆

按：《忘了去懂你》不是一部沒有缺陷的電影，但它確實是我在過去的暑期檔看到的最好的院線片（強於《繡春刀》和《猩球黎明》，其它那些浮躁的垃圾更不必提）。這次採訪的部份內容，也算是在我工作任務的採訪中難得的有所驚喜（至於驚喜究竟是什麼，各位自己尋找）。訪談的稿子發在了《電影世界》最新一期九月刊上，刪節了不少。特此發一遍全文。

Q：就我所知，你以前是個作家，為什麼會想到轉行當導演？
A：我覺得這個很自然，國外有很多作家和詩人，後來都成了導演，像杜拉斯等人。我覺得寫作和拍電影沒有太大的隔閡，只是表現藝術的形式不同，很多方面其實是相通的。去年我看塔可夫斯基的書，我覺得他肯定是個很好的詩人。

我覺得我走上這條路，是偶然，也是必然。因為過去我寫了很多年的中短篇小說，到後來我發現小說不太能滿足我期望的訴求。現在的讀者也和電影觀眾一樣浮躁，你寫的小說再好，發表在很優秀的文學刊物上，但是其實真正看到它的，會用心去閱讀這種帶有嚴肅思考的東西的人很少。我作為一個作家，我對人對社會是有思考的，但是現在這個環境下，文學的受眾是很狹窄的，而電影相對而言要廣闊得多。當時我可能只是想到一部電影看到的人要比文學期刊看到的人要多，所以萌生了這樣一個想法。

再加上我自己看電影比較多，寫小說的人都比較喜歡在電影裡找靈感。後來又找到了賈導（賈樟柯），問他能不能來當我的監製。他就要我給一個故事梗概，然後我就寫了一個出來，就此打開了電影這扇門。

Q：劇本就是你自己寫的吧？
A：當然。這個項目我是09年啟動的，劇本也是差不多那時候寫好的。初稿其實只花了15天，但後來改了無數稿，不斷地調整修改。賈導認為電影不要過於自我，而且我們是要面向院線，我最初寫的一稿比較個人化、散文化，完全不是現在這個故事。

Q：當時找投資有困難嗎？
A：還好，最初的想法只是大概需要幾百萬，但是前後拖了幾年，後來就水漲船高。最後也是找了些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湊了一些。

Q：《忘了去懂你》是你的第一部電影，我認為裡面的很多生活細節是十分真實的，這都是你當初有意追求的嗎？
A：是的。像妻子經常去買過期幾天的牛奶和麵包，就是很多家庭主婦都會做的事。還有他們夫妻兩人住的空間很狹小，擠在一張不大的床上，而且長期是女兒睡在中間，這裡也暗指了他們長期以來都是無性婚姻，這也是很多類似中國家庭的問題。


Q：其實他們兩人沒有誰是真正意義上的壞人，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現狀？
A：我覺得在現實生活中，人都是含糊的，在某些與自己無關的事情上，我們都可以很客觀，當一旦發生在自己身上，就開始變得含糊。郭曉冬的這個角色，他是個木匠，讀書不多，所以對於事物的思考較少，處事時都是出於簡單的自私。他其實是愛他的妻子的，但他不懂溝通，也意識不到溝通的重要性，於是就經常偷偷地去揣測和觀察他妻子。而且他作為小地方的男人，還有點大男子主義。陶虹的角色則有點大大咧咧，其實她並不是一個典型意義的賢妻，我覺得大多數女人和她一樣，也都是隨波逐流。所以一旦有可疑的外遇，問題就一觸即發。

Q：片中王紫逸的角色會是一個寄託了理想的人物嗎？
A：其實不算。他開始也只是覺得陳雪松這個少婦有點姿色，並沒想那麼多。既然和誰都是換錢，為什麼不去找她呢。陳雪松對他的感覺其實也不明確，尤其在丈夫給她刺激以前，她也只是調戲下這個小男生。後來只不過是丈夫把她推到了這個年輕人身邊。最後她還是拒絕了他，對他還是談不上愛情。

Q：影片最後你給了一個留白，你自己覺得他們會維繫這段婚姻還是徹底離開？
A：我覺得更大的可能是繼續，中國有太多這樣的家庭，就一直在這種磕磕絆絆的狀態中，包括我們的父母，打打鬧鬧但還是在一塊過。但也有徹底分開的可能，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不確定性很多，而人又很善於遺忘，可能在他們分開後，不久就遇到了別的人。過去我們的社會可能相對封閉，那種情況下人接觸異性的機會不太多，找一個可能還不如現在這個呢，可現在我們接觸異性的機會出奇的多，這就不再是個問題。

Q：像片中他們夫妻兩人的矛盾與問題，我認為也是我們這個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一種相似的悲哀。
A：確實是這樣，我身邊有兩個朋友，竟然反反覆覆結婚離婚6次，打打鬧鬧的事太多了。而且，悲哀的是這樣的現狀似乎是無解的。當時我們在柏林放這部片，很多觀眾來看，他們很愛看這類電影。當然這和他們的電影傳統有關，例如法斯賓德的一些影片，而我的這部電影有一些法斯賓德的影響，像他的《四季商人》。他們看到影片中的這個中國家庭，雖然和德國的家庭不會完全一樣，但他們特別能理解這種悲哀。我想把這種形態給全世界的任何一個成人去看，他們都能理解這對夫妻的處境。然後在西方觀眾看來，他們會建議兩人去度假，或是去看心理醫生，能緩解這一問題，但在中國還不太現實。

Q：所以你覺得雖然現在我們很多人可能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我們沒法解決？
A：對，沒法解決。除非我們像德國那樣，社會觀念真正開明和自由，男人不用再去應酬，不用背負那麼多期望和壓力，情況可能會好一些。其實現在的中國夢對很多普通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每個普通人都被逼著要去創業，要有所成就，才能夠有面子。假如一個男人失業了，他又領不到失業救濟金，他就只能去挖、去刨，甚至用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謀生了（片中郭曉冬飾演的丈夫就曾在網上發帖「求包養」）。所以我覺得除非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都有所改變，才有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Q：對於影片的票房，你有什麼期待嗎？
A：我沒有多想，我知道現在大多數觀眾樂於看那些浮躁的商業片，這是我們的悲哀。但是我相信總會有人喜歡看這一類影片。我們作為電影人也好、媒體也好，就是要去表達，去影響一些人，去培養這些觀眾群體。像香港現在就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像是枝裕和的《如父如子》在香港就可以放映好幾個月。

Q：那麼你未來的拍片計劃，會堅持現在的風格嗎？
A：會。可能會更商業一點，但不會是那種十分喧鬧聒噪的東西。無論我拍什麼樣的影片，故事一定要講好，我們不是以高科技取勝的。我不要那種春藥般的東西，就是要手工活。最後還是要回歸電影本身，對生活和人有所思考。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