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憶故人

山田洋次的新作《東京小屋》（內地譯為《小小的家》）會讓人聯想到《母親》，就像健史翻看多喜婆婆的自傳，好不容易盼到男主角的出場，他大肆評論說，後面入伍通知單很快到了，然後悲傷告別。觀眾不免也要以為，該又是個沉屍太平洋的悽美故事。

婆婆立即回應道，你想像力實在是匱乏。

顯然，如果以傳統三角戀去看待《東京小屋》，這部電影會有些莫名。女主人時子和板倉的不倫之戀打得火熱，可怎麼看，女傭多喜都不像喜歡板倉。所以，片中實際上有兩條人物情感線，一明一暗，輔以十五年戰爭的大時代背景，外加幾十年後的追溯和評議，令小人物的悲喜交集更見豐富立體，影片同時還留有開放的空間。

劇情故事上，《東京小屋》有幾處比較跳的地方。一是打扮摩登、頗為入時的中性女睦子突然出現，一是結尾那封沒拆開的信。對前者，結合原著黨認定的百合情，包括導演自己也不加以否認，它顯然是在暗示觀眾多喜的情感對象——而這個人無論如何也不是板倉。對後者，多喜當然是出於自私，無論她是想維護時子的清白，還是出於自己也無法察覺的佔有。正因如此，那句「我活得太久了」更見力量。

如果跳出《東京小屋》，回到華語電影的《金蘭姊妹》、《自梳》、《桃姐》乃至是《爸媽不在家》，女傭的情感世界其實不能一概而論，更無法用現代定義的女同所界定。與沾染了肉體渴求的情感關係相比，女傭們其實更接近於傳統保守的獨身主義，而非受過高等文化教育的女校學生，知道如何疏導自我的情感。出演多喜的黑木華用「非常木」的表演方式來克制情感，不動聲色。與之相比，女主人時子表現出來的情感訴求不但壓抑不住，在那個時代也可以稱得上大膽熱烈。回看下板倉第一次出現，時子就不加掩飾地說他很帥、與眾不同，並讓多喜也去看看。在睦子出現前，多喜提到時子又去了板倉家兩次，而且是穿著洋裝。這個一閃而過的細節，更令我想到了原田真人的《自由戀愛》。早個十年，在日本大正時代，新女性思潮已經在日本湧動。一些女性努力擺脫家庭束縛，尋求情感獨立，而百合之說也悄然登上了歷史舞台，西化的洋裝便是她們的外在表現。

作為從大製片廠公司的山田洋次，他活用了攝影棚拍攝的技巧，製造了颱風夜等關鍵場景，更有櫻花飛舞，酷暑烈日，四時不同。而片中戲份，基本被壓縮在了那座紅色小屋裡頭。電影人物之間的三角情感關係，好像也被封住了出口。亦正如板倉被紅色小屋的美所吸引，如果把多喜的情感理解為對美的渴慕，對和平生活的留戀，《東京小屋》其實會更好理解一些。不過，在畫外音慟哭一幕其實也揭穿了真相，她的愛與板倉無關。在捲入戰爭的年代，小屋成了平民百姓的安寧象徵，並且，它以蔡國強煙火的方式，宣告了美的最終毀滅——時子、小屋還有過去一切都不復存在。

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影迷觀眾難免關注山田洋次的戰爭史觀。可是，如果讓那個年代的普通市民就表現出懺悔謝罪之情，那也是罔顧真相。於是，山田改用健史的後人眼光去評價，並且，讓戰爭摧毀了那兩段感情。爐火純青的山田已經不需要製造大全景，幾張報紙、萬歲口號、美國人牛排搭黃油之類的細節已經宣告了戰爭的存在，並且有一種錯位的幽默。不難看出，在多喜、時子以及板倉身上，他們都對戰爭話題不感興趣。恰恰是不合時宜的談天說笑、不被允許的談情說愛，它們也正是人性樂觀善良的正面反映。面對難以釋懷的戰爭歷史，山田洋次用他的電影做到了豁達，而中國電影，還遠遠沒有上道。【中國新聞週刊】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