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幸福的事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1.
晚間看了2011年的法國電影《一件幸福的事》（Un heureux événement）——電影情節很簡單，講述的是一個哲學女博士生Barbara懷孕、生產、育兒的故事。電影的開頭，和任何一部愛情喜劇片一樣，甜蜜浪漫的如同一個玫瑰色的泡泡。然而，和愛情喜劇片不同，生產本身的痛苦、育兒對女性學術事業的影響、生育後伴侶情感生活的變化（以及最終關係的破裂），這些不浪漫不甜蜜的情節，構成了電影的主體。

這部電影，關乎女性的自由、自我與母性；關乎激情的愛與生育的快樂、痛苦、犧牲、妥協：我的研究方向包括家庭社會學，和導師做了很久的項目關注的就是婚姻與生育決定——再加上電影女主角的身份設定（女博士生），於是格外覺得，這部電影，極其貼近自己的生活。

2.
訪談里說起結婚、生孩子給生活帶來的影響，曾經有已婚已育的被訪者問我，「那麼，你結婚了嗎？有孩子嗎？」

「沒有。」

「祝賀你！千萬不要結婚，也不要生孩子。」

可是，也有另一些被訪者，舉手投足一舉一動中，都能感受到TA滿滿的、要溢出的幸福感，說起孩子，說起伴侶，眼底全是笑意——「有了TA之後，才發現，原來之前的日子一直都缺了一塊。這簡直是最棒的事。」

3.
電影裡，女主角有這樣一段獨白：

「胡塞爾、康德、海德格爾，這些書我都白看了。哲學應該是讓我把一切看得更清楚，但它卻把我捆綁在各種理念里，面對生活，我仍然束手無策。」

——這段話描摹的，太像我有時面對家庭社會學與性別研究時的感受。有一年冬天，系裡家庭社會學的Workshop，三位女教授臨時起意，決定專門空出一次，大家不談論文，專門談談如何「平衡」學術事業與家庭：

三位事業已成的女教授、一屋子處在博士生涯不同階段的女學生，我們說起生孩子的最佳時機、說起tenure clock的悖論、說起如何在帶孩子的同時出去做田野、說起如何告訴論文委員會自己懷孕了，等等等等……那天圍坐在圓桌邊的人——我們會統計方法、能做田野與訪談，知道該如何寫文獻綜述，我們都讀過家庭社會學領域那些「該讀的書」，了解那些關於婚姻、家庭、生育與親密關係的「重要理論」，知道：「社會」與「個體」的交互與種種「結構性問題」，可即便如此，當我們回到個體的生活與自我的存在時，仍然要面對自身的矛盾、不清晰與無力感。

4.
可是，即便如此，在個體生活外，還是不得不談「結構性」問題。

電影臨近結尾處，女主角Barbara手上的書是Histoire du féminisme。這部電影，的確是一部從女性主義、性別研究與家庭社會學角度，都讓人感觸良多的電影。

《一件幸福的事》電影本身立足於個體，講的是一個人的故事：一些「結構性」問題，終究是被掩藏在了一個極端個體的敘述中。Barbara和伴侶Nico爭吵，說有了孩子之後自己被「困在家裡」；Barbara堅持要母乳餵養自己的女兒並在夜裡帶著女兒睡覺（並因此伴生了許多問題與矛盾）。教授不滿意Barbara產後帶孩子期間寫出的論文，指責她從一個「最出色的學生」變得平庸，拒絕了她想要更多時間修改文章的請求，把原來答應給她的助理職位提供給了另一位男學生……這些，看似是一個個體的故事，然而背後折射的都是更深遠的「結構性」問題：

我們的社會，讚揚母親與母愛的偉大——卻未必在各種家庭政策和公告話語上，真正意識到了 女人作為母親的特殊需要：就和電影裡的教授一樣，許多公司、機構與組織，面對生育後返回職位的「母親」，意識不到她的生活已然發生了全然的變化，認為她「返回職位」，就是、也應該是變回「和原來一樣」——並因此在評價體系中，全然意識不到，「理想員工」（an ideal worker）在很多時候，是和做「父母」衝突的。在現有的社會文化體系下，這樣的後果，最明顯的例子之一，就是「母親」懲罰（Motherhood Penalty）。

而電影中不斷呈現的，母親因為「正確」撫養孩子，耗費大量時間精力，以致於感到自我的「喪失」，背後折射的，是流行話語中中「理想母親」應有的素質和標準的不切實際的建構——作為母親的女性，無論如何選擇，她做出的選擇似乎都是「錯誤」的選擇：倘若出門工作——那是：「你居然不陪伴孩子，簡直是不合格的母親！」；倘若全職在家，又變成了「你不為社會做出貢獻，如何對得起所受的教育，與這麼多年的平權運動？」 流行話語頌揚「理想母親」，可是「理想母親」背後，是彼此矛盾而無法企及的標準與難以兩全的選項。

甚至，電影中男女主角在有了孩子後碎裂的愛情——這個被吹破的玫瑰色泡泡，也不僅僅是「個人」的事兒，女主角Barbara怨恨伴侶Nico不幫忙照顧孩子，Nico則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整天外出工作辛苦而Barbara不過是每天在家——這背後體現的，是不被承認的家庭內部無償勞動，與社會性育兒設施與政策的缺失。


5.
然而，硬幣的另一面，在「結構性」問題之外，同樣不得不談「個體的生活」——那些無法被完全地歸納、無法被優雅地簡化，在日復一日平凡細微之處，充滿了矛盾與張力的，個體的生活。

研究過程中，一遍遍聽訪談錄音、翻來覆去地分析文本時，時常有一種錯覺：彷彿自己把許多種生活都短暫地體驗了一遍——體驗了許多種準備結婚時下定的決心、參閱了許多種家務分工的方式、感受了許多種生孩子帶來的生活劇變。那個說「千萬不要結婚生孩子」的被訪者，那個說「這簡直是最棒的事」的被訪者，他們在同一時間裡不同空間裡共存著——他們也在不同時間，在同一個個體上共存著。

電影臨近尾聲時，Barbara說：「一切都會隨著時間過去的、但是被一股神奇力量留下的，就是生活。」

C'est la vie.

而在此之前，她的另一段獨白，其中在痛苦、掙扎、碎裂後仍然保留的溫情與溫柔，讓我非常感動：

「她（女兒）顛覆了我的生活。她把我推入了我的戰壕。她讓我面對完全的愛、犧牲、溫柔和放棄。她把我弄得支離破碎，又把我重組。」

學術研究為了講清楚一個問題，需要化繁為簡：家庭社會學常常將婚姻關係理解成一種交換；而女權主義，更是重視強調親密關係裡的「權力」——學術與主義的化繁為簡能講清楚一個故事，愛情、婚姻與家庭裡的「權力」，更不是不重要的視角。然而一切化簡，自然也會產生無可避免的侷限與損失。——而在學術與「主義「之外，還有生活本身。

少女時代，我曾愛模仿張可，說自己是「溫情主義者」。「她讓我面對完全的愛、犧牲、溫柔和放棄」——「橫眉冷對千夫指」，到底是有「俯首甘為孺子牛」做下句。就好像扛槍戰鬥，還不是為了保衛那個春天山花爛漫的家園：有愛的事情，但願總算能夠好辦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