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盧布廖夫》三論，兼論創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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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塔刻夫斯基及其相關的研究，已經到汗牛充棟的地步。在中國，就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所出版的塔氏晚年的日記，其中就有幾篇關於他在拍攝《安德烈•盧布廖夫》的紀錄。從字裡行間的訊息來判斷，不難看出塔氏對蘇聯的電檢制度的深惡痛絕；但如果蘇聯沒提供藝術家極大的資源和空間，塔氏有能力拍出這樣這麼風格化的史詩片嘛？
　　塔氏之所以能成為塔氏就因為他在蘇聯。由於蘇聯對電影注重的是其藝術性而非商業性，像塔氏這樣才華被世界公認的偉大導演，才能在資金和人力的支援下完成這部極具個人化的史詩電影（而黑澤明則是靠著柯波拉以及盧卡斯鼎力合作，從美國拉贊助才能完成的《影子武士》）。但在塔氏略帶嘮叨的抱怨字句裡，卻看不出他對蘇聯這個創作環境有任何的好感。
　　其實我們就以作品本身來分析，會發現蘇聯對這個任性的導演的寬懷：這故事說起來也簡單，藝術家在面臨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對人生所產生的幻滅之感。然而在小男孩土法煉鋼的激勵下，他體會到人生的體現在榮耀上帝。然而塔氏喜歡貫穿一些與主線不相關的細節，使的看這部電影的經歷有如閱讀《卡拉馬左夫的兄弟們》一樣難受。
　　正因為支線過多，所以剪輯上就顯的散漫。老實說這麼簡單的故事讓美國導演拍很難超過九十分鐘，如果是歐洲導演可能也很難做到一百二十分鐘以上。然而塔氏在無市場接受度等問題的考慮下，隨意拍攝和剪接，硬是把這部電影延長到一百八十分鐘，而這樣的長度也使得觀影者在觀看的同時，與主角共同接受考驗。
　　除了在拍攝和剪輯上塔刻夫斯基大耍任性外，他在攝影上則是其獨步武林的看家活。類似素描的灰白，讓畫面上自帶一種肅穆。另外他在鏡頭的運用也有獨到之見，好比說盧布廖夫當經過一個在舉辦類似天體營的秘密儀式的聚會後，一個女孩從韃靼人的手中掙脫出來，並由到未知的彼岸上。在這一動（逃跑的人）和靜（坐在船上的人）的鏡頭互相交錯下，有如一股流水般靈動的觸感從我心底油然而生；這或許是蘇聯容忍其任信的根本原因。
　　究竟一個不朽的作品，是創作者的主導性比較重要？還是觀眾的接受度比較重要？正如前文所述，塔氏之所以能拍出這麼風格化的作品，是因為在蘇聯政府的資助下才能完成的。綜觀歐洲許多出名的藝術導演，他們其中不乏善發出銳氣的創作者，比如法國電影史上可能是最激進的Jean-Luc Godard。但他們都是以小成本的製作見長，而塔氏的史詩作品卻能夠如此的個人化，並使得觀眾能感受到創作者活在當下的痛苦；但我們也不能忘掉，像這樣的作品，不是全靠一個人所能完成的。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