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和冷酷仙境——奧斯卡的現實主義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按：本文已發表於2014年3月27日的《北大青年》，請勿轉載。

《為奴十二年》

如果你像我的父母一樣生在上世紀60年代，一部叫《賣花姑娘》的朝鮮電影很可能會在你的成長中留下痕跡。儘管金日成父子的名字赫然出現在了這部電影的創作班底之中，相比於今天我們熟悉的朝鮮國家機器統御下的政治宣傳，提著籃子的花妮的確更能為這個國家機器本身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Solomon Northup本來是一個自由人，他在紐約生活，以拉小提琴為生，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孩子。在19世紀初的美國北方，Northup一家人當然了解他們黑人的身份，但是這種身份至少沒有困擾到他們的生活，甚至是這樣一個其樂融融的家庭引以為傲的資本。
這種平衡被兩個不速之客的造訪所打破。Northup自己也沒能把一場演唱會的邀請和冰冷的鐐銬聯繫起來，只是他幾天之後就衣衫襤褸、明碼標價地出現在了南方的奴隸市場上；他甚至不能擁有自己之前的名字。奴隸主們都清楚，放棄一個名字就是放棄過去的自己。
12年，是一個我們並不驚訝但仍然感到痛心的長度。Northup遇到過給他小提琴的主人Mr. Ford，也遇到過逼他對黑奴姑娘Patsy揮起皮鞭的主人Mr. Epps；他曾經沉浸在黑人靈歌中流下熱淚，也被迫獨自在黑夜中燒掉他求生的唯一希望。在134分鐘的時間裡，我們有幸目睹黑奴被施以鞭刑的全過程：三指粗的麻繩在Patsy的後背上砸出半米長的凹痕，血與肉的泡沫在空氣中四濺蒸騰；她腫脹的身體像是爬滿了暗紅色的蟒蛇，聳立如山谷的鞭痕之間是鮮血淌過的溪流。
然後布拉德皮特飾演的加拿大木匠出了場，邋遢的扮相沒能阻止他擁有悲憫的情懷和救Northup於水火的決心。我們來看看他的幾句台詞。
「法律會變，Epps，但是普世真理是不變的。有一個事實，簡單明了：只要是真理，就對所有人都適用。」「聽著，Epps，這些黑奴也是人，如果他們只能受到和動物一樣的待遇，總有一天你和你的同類會為此付出代價。一種罪惡，一種可怕的罪惡正在這個國家蔓延，總有一天要做個了結。」
於是美國政府來履行遲來的正義，緊接著的是一個大團圓的結局，他的女婿用「Solomon Northup」來命名自己的兒子，英雄的血脈得到了光榮的傳承。這就是一個偉大的故事最應該有的結束，更不用說電影的劇情還是來源於一本自傳體小說。
我從來不覺得《為奴十二年》是一部很差的電影。然而弔詭的是，這樣一部地道的美國片，第86屆奧斯卡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女配角（飾演Patsy的Lupita Nyong'o）和最佳改編劇本的獲獎影片，是一部《賣花姑娘》式的電影。

掙扎與流變

「相比之下，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世俗之人。不管知識分子如何假裝他們所代表的屬於更崇高的事物或終極的價值，道德都以他們在我們這個世俗世界的活動為詞典——他們活動於這個世界並服務它們的利益；道德來自他們的活動如何符合連貫、普遍的倫理。」著名的美籍巴勒斯坦裔學者E. W. Said在他的作品《知識分子論》中這樣論述知識分子的角色。
相似地，我們當然找不到脫離意識形態束縛的，完全以藝術為準繩的奧斯卡獎。國家利益和國家觀念的滲透從來只是多少的問題，不是有無的問題。以此為口實批評奧斯卡的世俗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行為，但是作為世界電影的旗幟，任憑所謂「美國精神」的氾濫愈演愈烈並堂而皇之地在電影中進行道德說教，不僅恰恰與其鼓吹的「美國夢」的自由理念相悖，更讓世界各國真正熱愛電影藝術的人們對其本身感到失望。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了很多為「沖奧」而生的好萊塢電影，政治正確、隱忍樂觀、取材真實是它們共同的特點。《為奴十二年》中強烈的視覺刺激，和那個蹩腳生硬而理論素養極高的木匠，一起試圖煽動觀眾的憤慨與質問；然而事實上，這種情感的產生根本無需懷疑，幾乎沒有人會否認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了電影的結局——這本身不說明電影的問題，只是它沒能提供在預知之上和意料之外的驚喜。一杯可樂放完了氣也就是一杯糖水，一部電影最不該做的，就是告訴觀眾所有它想告訴的東西。
我們很容易地想起85屆的最佳電影《逃離德黑蘭》（Argo），帥氣的本阿弗萊克化身基督山伯爵，孤身進入伊朗用神奇的謀略解救了6名美國外交官。國家是強大的，「我們不會置任何公民於不顧！」朋友是溫暖的，「我們謝謝加拿大駐伊朗大使的無私協助。」故事是真實的，「柯林頓總統90年代才降低Argo計劃的機密級別哦～」沒有人應該拒斥美好生活的存在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只是，一味地歌頌美好就是對美好的褻瀆。這樣的評價是不是有些太苛刻？因為85屆奧斯卡還有一部更加大國沙文主義的片子《獵殺賓拉登》被提名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因為相對於《為奴十二年》中本應運用在情感渲染上的有限的克制被用到了劇情發展上，《逃離德黑蘭》確確實實是一部讓人先是目不轉睛，而後熱血沸騰的精彩電影。
2008年，一部叫做《老無所依》的電影奪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桂冠，它的導演科恩兄弟所用的武器就是對普世價值的批判和懷疑。令人稱道的是，當年為Daniel Day Lewis奉上第二座最佳男主角小金人的《血色將至》是一部更有爭議的片子——一部公然反對上帝宣揚無神論的片子絕不可能登上奧斯卡的寶座，所以最佳男主角就是奧斯卡評委能夠給予的最高肯定。後來獲獎的《拆彈部隊》和《國王的演講》也從未試圖歌頌某種情感。當年Paul Dano在《血色將至》中飾演被Lewis用保齡球打死的牧師，今天的他在《為奴十二年》里飾演憤憤不平的黑奴包工頭。他也許會奇怪，在短短幾年中，從《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開始，奧斯卡是怎樣滑入了一個深淵，又是怎樣在這個深淵中施施然無法自拔。
好萊塢電影正在迅速同質化，它開始不遺餘力地用少數的歷史例證來逃避現實問題。電影的使命是激起個體對自我存在和社會價值的拷問，而非試圖傳授模板化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如果失去了對現世的反映和質疑，電影就失去了靈魂——電影世界從來不容許剝離了理想關懷的現實主義。

現實與抉擇

某種事物的地位式微的標誌就是它開始被當權者所宣揚，正如某種事物存在的證據就是它開始被當政者所否認。《為奴十二年》的獲獎確認了美國現今的尷尬處境。奧斯卡終究沒法繼續超脫下去，它用藝術的糖衣傳遞給美國乃至全世界的受眾，曾經支撐起一個強大美國的價值觀並未過時。這種價值觀，就是托馬斯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所寫的，「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they are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這是一種自發的使命感還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義務，我們並不清楚，或許這兩者也沒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很多事情不也都是半推半就的嘛。
我們清楚的是，奧斯卡做出了它的抉擇。至於這種抉擇能否成功達成它的目的，只有時間能夠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