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拉斯買傢俱樂部》：叛逆者之歌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馬修•麥康納和傑瑞德•萊托的表演（和外型）顯然成為《達拉斯買傢俱樂部》里最直觀的看點，這兩位帥哥聯袂奉獻了可能是美國電影史上最糾結、最纏綿、最惺惺相惜又最深惡痛絕的一對男同性戀形象——別誤會，我說「一對」並不是說他倆塑造的角色真的有什麼性愛關係，而是，他們真的在電影中讓人看到了某種觸動人心的超友誼情愫，即使對大多數異性戀來說，這種情愫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這倆人實際上成了同一戰壕裡的戰友，在為生命權而共同抗爭）。

放在當下美國的語境裡，尊重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的權利已成「政治正確」的不二之選，即使你心裡不願意，在諸如電影之類的大眾傳媒里也得假模假式的容忍一番，不是嗎？不過，當《達拉斯買傢俱樂部》以一個恐同者做主角時，反而可以「政治正確」的大放一番厥詞：馬修•麥康納用一口濃重的得州口音肆無忌憚的辱罵著萊托這個男同性戀——必須指出的是，對於不少同性戀人士而言，萊托的表演其實不無扭曲，事實上，在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中，一直很注意不去刻意展現誇張的異裝癖等形象，因為這類形象本身就包含著對同性戀的片面認知和歧視，也是一種妖魔化的理解。

當然，電影是電影，並不是社會學調查報告，即使是改編自真實事件，也必須用寬容的心態來重審電影作品在藝術上的合理性。主人公伍德羅夫是一個罹患愛滋病的恐同者，這本身就包含著巨大的戲劇矛盾，而且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底層「惡棍」，職業是得州油井的電工，酗酒、嗑藥、嫖妓，生活中黃賭毒一樣也沒有少，甚至開賭局時還黑其他賭徒的錢，談不上大奸大惡，但絕對跟「高尚」無關，為了更好的表現出這個形象對同性戀-愛滋病認知的心路歷程，用一個他幾乎在生理上就討厭的異裝癖同性戀與之搭檔，當然最容易齣戲（現實中伍德羅夫是否真有這麼個好友我並未考證）。

從社會學意義上看，影片其實從道德、法律的衝突著手，為我們出示了一個法理困境：為了保護公民的健康，美國人制定了法律，必須使用經由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藥品；但對愛滋病人而言，他們根本無法熬過漫長的藥品臨床實驗期，於是他們展開了自救行動，組團走私藥品而且私自用藥。對伍德羅夫這麼個得州「惡棍」而言，就算染上了愛滋病，他也不會坐以待斃，而且向來不太遵紀守法的他雷厲風行，在達拉斯成立了這麼一個「買傢俱樂部」，組織了一大幫愛滋病人購買未經FDA批准的藥物，為此，伍德羅夫成了私藥販子，滿世界走私愛滋病藥物，而且涉嫌非法行醫——但是，他確實延長了不少人的生命，包括他自己。

單就法律適用而言，伍德羅夫的行為當然是違法的，但最後反而是他把FDA告上了法庭。當然，法官對伍德羅夫的遭遇和抗爭給予了充分的同情，但整個醫療衛生法律制度不能因此而崩潰，所以伍德羅夫敗訴了，但獲得了給自己用藥的權利——當他回到辦公室時，所有人列隊為他鼓掌，對於一個努力抗爭的愛滋病人來說，他當然值得這個榮譽。

《達拉斯買傢俱樂部》遵循了好萊塢一貫的（片面）民粹主義姿態，大製藥公司和一個道貌岸然的醫生成了反派形象（他們也是真正的大奸大惡之徒，從而反襯出伍德羅夫的道德良善），片中並沒有清晰的愛情線索，爛賭濫嫖的伍德羅夫甚至沒來得及談一場戀愛——那個由同情開始，最後加入他的「買傢俱樂部」的年輕女醫生便擔負起片中「拯救天使」的角色。

撒迪厄斯•拉塞爾曾在《叛逆者：塑造美國自由制度的小人物們》一書中明確指出：美國曆史向前的驅動力，也來源於受人敬重者與叛逆者之間的對決，亦即有德之人與無德之人的對決，「好」公民與「壞」公民的對決，「在美國曆史上，這兩種人之間的鬥爭，決定著個人自由的廣度」，正是在叛逆者的推動下，不少過去屬於非法的享樂和自由，現在變成了美國公民「在生活中所珍視或者希望擁有的享樂和自由」。誠哉斯言，《達拉斯買傢俱樂部》正是一曲獻給這類叛逆者的螢幕讚歌，所謂民主，並不是高高在上、知書達理、優雅無私的，在本質上，正是因為承認普遍的自私自利和慾望驅動，所以才需要民主，需要法治，不是嗎？法律，正是在討價還價中被砥礪、打磨，在眾多利益衝突中折衝捭闔出來的。伍德羅夫這樣的叛逆者，正是促進美國法律體系更加符合「美國夢」的重要因子——雖然他的動機一開始談不上高尚，手段也不無促狹。

直到最後一刻，我仍然覺得伍德羅夫有點恐同，而且他還是不喜歡異裝癖。同時，FDA依然是世界上最權威的醫療審核機構。

（南方週末網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