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創業史」：我怎麼拍出《小山回家》的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賈樟柯在最近的一次演講時回憶了當年怎麼鼓搗出《小山回家》的，蠻有些今天網際網路創業的感覺：豆瓣式聚人、眾籌式找錢、極客式創作。當年窮矮挫的賈樟柯怎麼就變成了今天這個很可能偉大的導演了呢？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信海光微天下。



——————————————————



   這樣的一個早晨，大家都是想創業的年輕人聚在一起，讓我很容易想起上世紀90年代初，還是大學生時候的我。我是在1993年跑到了北京電影學院，我學的是文學。一開始我並沒有一個當導演的夢想，因為我覺得能夠接受電影教育，能夠看那麼多的電影，將來可能從事電影的編劇，或者評論工作，就非常高興了。



    也就是在大學第一年，我們開始差不多每星期能看到兩部最新的國產電影。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覺得人的改變首先對於現狀的一種不滿足，因為在那一年裡面，看了那麼多最新的，甚至是電影院還沒有公演的國產片，我會發現這些影片裡面，跟我們中國人的生活關係不大，因為大部份是主旋律的電影。主旋律電影裡面基本塑造的是英雄形象。那個時候還沒有像現在這樣開放，所以那裡面的電影人物基本是高大全，沒有真正人的處境。



    我記得有一年裡面，我們看到大概這樣故事的電影大概有七、八部，比如說講一個女大學生大學畢業了，很偶然去一個山村裡面實習或支教，她就被山村樸實的民風留下來，這樣的電影一年能看十幾部，在這樣的背景下想拍片子，想開始自己的創作。



    電影跟其他門類的藝術還不太一樣，如果一個人有文學夢，他可能容易展開，只不過是在出版的時候，怎麼跟出版工業結合的問題。電影整個生產，你如果不是一開始就跟工業結合的話，或者說跟投資體系結合的話，就很難展開你的工作。比如說每一部都需要花錢，可能除了寫劇本之外，寫完劇本你要去看景，看完景要選演員，請攝影團隊租器材，整個做完之後要做後期。每一個創作步驟全是錢。那時候非常得一籌莫展，不知道怎麼能開始這樣的一個工作。那就是悄悄地把拍電影的想法就放在一邊。



    但當時也有一個情況，不像今天網際網路時代，今天比如說大家想看巨星的電影，可能在網上都能下載，能看到。或者說大家想了解巨星的電影資訊，電影的出版也很多，網站有那麼多，整個電影資源現在是開放的。但是在我學電影那個時候，比如說我們想看巨星的影片是看不到的，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DVD，網際網路也剛剛開始，還沒有普及到家庭，網際網路還是一個想像中的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想分享最新的影片也很困難，所以那個時候差不多在95年的時候，我跟我的同學，我們大概有20個左右的同學，都是93級的，我們在電影學院組織了一個小組，叫青年電影實驗小組。實際上在同學內部大家觀念比較接近，都有同樣電影理想的人組織在一起。最初我們合作的方法就是交錄影帶，有一個留學生同學送給我一盤錄影帶，是93年坎城金棕櫚獲獎的《鋼琴課》，我拿到這個錄影帶之後，大家互相在傳這些錄影帶，組織在一起來看，這樣更像一個興趣小組。



    但是也就是這樣的一個志趣相投的興趣小組，找到了我最初的合作者。93年北京電影學院所有的系都招生，我們的同學裡面，我是文學系的，我們小組裡面有錄音系的，有攝影系的，有製片管理系的，也有美術系的。實際上在我們小組內部這樣的一個分享錄影帶的活動，我們共同聚集的是一個完全可以馬上去拍電影的完整團隊。我覺得人的聚集非常重要，也就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聚合，我們每週一起看影片，討論影片，有這樣的一個合作夥伴，它讓我們萌生了更多的想法。到95年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看完一部國產電影，還是大家特別不滿，我們應該自己嘗試去拍，那天大家談得特別興奮。內部就形成了一個機制，我們說這樣，大家誰如果有短片的劇本，我們寫出來，那時候還沒有提案這個詞。今天我們都很習慣，去哪兒提案提案，那個時候就說我們每個人把自己的短片寫出來，想拍的東西我們來討論，我們來評比，大家最喜歡哪一個，我們就來一起拍這個短片。



    我自己就開始寫一個短片，因為那個時候我記得三環還沒有修好，電影學院外面北影廠那個三環路還在完善之中。路邊有很多工棚，住了很多來自農村，來自偏遠地區的兄弟。我對那些面孔特別熟悉，因為我從小出生在山西汾陽一個很小的縣城，我的親戚有很多表兄弟、堂兄弟也都在農村。我是從外地到北京的，那時候中國開始城市化，開始經濟迅速地變革，很多人來城市尋找生活的機會。那些睡在三環工地年輕的朋友，我覺得他像我的高中同學，他像我的表兄弟一樣，我完全理解他們從哪兒來，為什麼要來到這個城市，特別想拍一個關於年輕人，關於農民工的一個故事，那是93年，還沒有電影來表現這個群體。



    我當時就開始寫這個劇本，那時候寫的特別快，大概一星期就寫完，寫完了《小山回家》這個短片。那時候我記得整個小組大概收到了5、6個劇本，我們就一起來討論，真的是面紅耳赤，每個人想當導演的就提供劇本的同學，要有一個像現在這樣的演講，我要講從第一場講到最後一場，差不多不是講，是在演，有一個人演，又演小三，又演他周圍的人，因為試圖想讓同學了解我想拍什麼。還要描寫那個空間，還要給同學描述，那個場景我想拍成什麼樣的，什麼樣的光線，大概是早上幾點。每個人都是這樣非常認真的，用今天的話就是提案的過程。提完案之後，最後大家爭得面紅耳赤，就最後決定拍我這個《小山回家》。



    面臨了人生裡面第一個預算，同學問你這個需要花多少錢，怎麼做，你會去大概算一算，大概需要多少錢，這個錢怎麼解決在商量，但是總要讓我們知道你這個需要多少錢。回去之後跟管理系的同學形成了一個小組，因為我財務上的事情，比如說一台攝影機租回來多少錢都不知道，必須找一個學這個的，形成了最初製片人跟導演的合作，我找了一個我們管理系的同學。這裡有一個背景，到95年的時候，大部份同學都已經有一些勤工儉學，我那個製片系的同學在北京電視台給人打工，做欄目的製片。我是做槍手，給人寫電視劇，一集能掙好幾千塊錢，算是很高的收入，大家還有一點點經濟基礎，就不完全是一個學生，因為都在外面有一些勤工儉學的事情。



    然後我這個同學他就跟我一起來做這個預算，我們做了一個這樣的預算，我們做了一個全部需要按正規的電影操作，比如說攝影機租金每天是1000塊，還是2000塊，那時候錄音還是大的開盤帶，納格拉的錄音機每天是500還是1000，需要多長的週期，事無鉅細把全部的預算做出來，包括人的工資也打在裡面，這是一個正常電影工業的標準。



    那個我記得算下來將近10萬塊錢，在95年的時候，那就傻眼了，如果這樣去拍的話，是完全拍不出來的。我就梳理了一個我們擁有什麼樣的資源，就跟同學商量，我們說我們一起拍，大家全部沒有工資，甚至補貼都沒有，所有人都同意。那我就來組織我的攝製組，我跟我們小組裡學攝影的同學聊，他來做攝影師。學錄音的來聊他來做錄音師，學美術的聊他來做美術指導。整個團隊建起來之後，我們發現工資這塊可以寫一個0，因為大家都願意幫忙，都願意來做。工資這塊撇去之後，在最初的創業裡面，我們擁有的只有兩個財富，一個財富就自己蓬勃的創作欲，第二個財富是年輕人之間的友情，是人的資源，沒有周圍人的幫助，特別是電影是團隊化的操作，它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如果你有人的資源，你有這些合作者，你已經擁有了很多財富。就好像我們可以把人員預算變成一個0，那真的是很大的幫助。



    這個談好之後，我們就開始進入到器材的情況，那個器材當時租金對學生來說也是非常昂貴的，我們就想想內部怎麼樣能夠消化。實際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挖掘內部的資源，整合這個資源潛質。結果果然一聊，在學校有一陣叫蛋炒飯聚會，每天聊這個事，每人一盤蛋炒飯。有一個同學他說他父親的單位剛買了一個攝影機，說那個攝影機就在辦公室扔著，根本沒人用，那個單位是一個報社，不能說那個報社的名字。說你能不能跟你的父親說一下，把這個攝影機借出來？後來他回話可以，說幾天？說用一週。說沒問題，那你就星期天借出來，用一週，下一個星期日還回去，我們就同意了這個方案。



    那等於攝影機的問題解決了，攝影機的問題解決之後，錄音器材的問題。錄音器材更冷門了，它只有拍電影的公司才有，後來我們錄音師是個女孩子，她說這樣子，我去我們錄音鬧一鬧，她就去鬧，說我要借一台納格拉錄音機，我們要自己拍短片，沒錢，能不能借？基本上每天去系裡面靜坐，系主任煩死了，就好吧，借出來了。



    接下來就是拍攝，畢竟你得有交通費，不是所有的演員都能來演，老人家，你得找老人來演，得給人相應的報酬。最後的決定說，真的是有點像耍把戲賣藝，有錢的幫個錢場，沒錢的幫個人場，我自己先拿出幾千塊錢，因為那時候剛寫完一個電視劇，有一些收入。差不多隻把生活費留下來，全部都拿出來，同學也都拿出來，有點像眾籌網的模式，只不過不是在網際網路上，在一個小組裡面，就把錢放在一起，放了大概有2萬多塊錢。



    說實話當時按照預算知道還是不夠的，但是它可以開始了，因為這個錢不是你一下都要付出去，它是在你製作過程裡面每一步驟付出去。我們就開始做像今天現金流的安排，頭一天要花多少錢，第二天花多少錢，一週拍完之後，多長時間可以不花錢，到什麼步驟，比如剪片的步驟、混音的步驟又要花錢了，又做了這樣一個表。



    整個拍攝非常奇怪，先是攝影機出了問題，原來說好是可以連續地一週，我們第一個週末拿出來拍了一點。那個同學突然收到電話，第二天必須拿回單位，拍攝就終止了。變成每個週末出來拍，因為那個週末機器沒人用。這樣拍完之後，那個2萬塊錢也差不多就花完了。



    花完之後，我就是抱了一堆素材帶，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接下來很多同學很惦記這個片子，比如說有個同學幫一個欄目出一個創意，或者有的同學幫一個廣告公司做一個創意的工作，或者拍廣告，又掙了一點錢，我們就不停在募集這個錢。又募集了幾千塊錢，可以去剪片，我們挑了一個最便宜的機房，那個機房在官園少年宮裡面，那個機器平常沒人用，我們用，租金非常便宜。大概用這樣的一個模式做了很長時間，最後這個片子終於做成了。



    這個影片完成了，但是對於我們所從事的電影工作來說，其實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只完成了創作的這一半。但是如何進入到流通領域，這是一個問題，因為你還沒有推到電影院，沒有推到觀眾那裡。當時是一個錄像作品，也不可能進入電影院，又是一個50分鐘的短片，那面臨著一個類似的情況，就怎麼被人看到？它要不要被人看到？當時我們就先組織了一個北京電影學院的看片會。我那時候住宿舍住618，貼一個大字報，說北京電影學院青年電影實驗小組完成了《小三回家》，晚上幾點在618舉行全球首映式。



    大概那個宿舍非常小，那時候是四個同學一個房間，大概擠了20、30個同學，密密麻麻，同學一邊看，一邊抽菸，將近50分鐘的短片。我記得應該是15分鐘後開始走第一批人，那個宿舍走的人越來越少，最後就我跟副導演那個人，同學都走掉了，非常得失落。我自己也覺得拍得很難看，到今天我都覺得它拍得很差。但是那個打擊真的拍了，同學都看不下去，我那個同學幫我做副導演的同學比我小5歲，我23歲年大學，他才18歲。一個孩子，他把那個錄影帶從錄像機拿出來，把我抽屜打開，把錄像機扔進去，把抽屜一鎖，說賈樟柯，你再也不要拿出來丟人現眼了。我很失落，那真的是一個挫折。



    躺在床上一想，哪個地方還不錯，首先我自己沒把自己一棍子打死，我總是內心裏面死灰復燃，我覺得應該還可以。我那個製片朋友跟我年紀還差不多，他說這樣，咱們就去別的大學，咱們這都是學電影的，要求太高了。咱們找些要求低的，咱去別的綜合性的大學，他說你願不願意？我說我願意。他就去聯繫，他去了北大，去了人大，去了美院，去了農業大學，找了很多大學，我們就開始一個一個大學放。真的那時候特別沉重，真的特別不好意思，有很大的挫折了，硬著頭皮把片子拿到第一站北大，北大有一個社團叫縱橫攝影小組，在北大的階梯教室裡面，是一個小投影，幾百個同學在看。



    我就跟我的副導演非常焦慮，在階梯教室外面抽菸，他比我個高很多，一直在看，人好像沒走，一直到放完，情況完全不一樣，我們就開始討論。因為北大同學不太關心你這個光用得差不多，被劇情吸引，就開始討論中國的經濟，農民工的問題。我覺得我收穫了另外一種認同，你表達的內容方面的認同。



    接下來拿著這個作品一個一個大學放，我覺得它給了我最初面對觀眾的經驗。這一輪放完之後，畢竟是個學生，我們就開始上課，就忘了這件事情了。



    但是後來很偶然機會，我有一個參與我們小組他也是攝影師之一，是一個香港的留學生，他跟我說。賈樟柯我今天在香港的報紙上看到，香港藝術中心有一個獨立短片展，你願不願意把你這個片子送過去？我說可以。那我這個同學就幫我把這個錄影帶托讓送到了香港短片影展。送到香港短片影展之後，這個事也就結束了。



    然後又過了很長時間，那個同學突然找我說，好像得獎了，他們讓你去領獎，你去不去？我說可以。什麼獎也不知道，稀里糊塗，那時候坐著火車，從北京一氣坐到深圳過關，參加影展。真的獎了，有5萬塊錢的將近，那時候港幣還比人民幣貴一點，我說這不僅回本了，還掙錢了，特別高興，取了現金之後，就裝在衣服裡頭，坐火車回來，就開始坐下來分錢，真掙錢了，大家高興死了，把大家各自過去投過來的錢還回去。但後來同學說要不這樣吧，留一部份我們繼續拍別的，留一部份發展資金。



    我覺得整個短片的過程，對我來說就變得是收穫特別大，為什麼呢？我覺得我在很多步驟，我們因為大家在一起沒有中斷。比如說寫完劇本，我沒有中斷這個想法，我去跟大家講，提案，把它講出來。發現沒有那麼多錢的時候沒有中斷，想辦法整合資源把它做出來。特別是拍完之後，我忘了講一個，拍的過程我就覺得特別亂七八糟，第一次當導演，那個業務完全是不熟悉的，拍的過程特別痛苦，就覺得拍得不好，特別譴責自我。拍完之後我真的有不想剪的念頭，拍完了就算了。但同學說不行，我們的錢都在這裡，你多少得剪出個東西落。



    發現素材跟理想有差距的時候，還是沒有中斷，還是剪完了。剪完了之後給同學看了，得到的同學的批評，也沒有扔到一邊，還是繼續想給更多的人看。這樣一個自主的放映結束之後，還去了影展。整個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很稚嫩的小組拍攝，實際上幫助我完成了一個非常完整的，感受這個產業鏈的過程。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最起碼學到了這些東西，我寫劇本，我是一個編劇，我在熟悉編劇的業務。我開始跟製片人工作，我們開始做預算，我們開始去整合這些資源。我學到了製片的知識，我開始去看景，我開始熟悉導演業務裡面看景這個業務。看完景選演員，開始學習怎麼選演員，怎麼想像自己的人物形象變成一個大活人。接下來是實際的拍攝。先安排哪兒，後安排哪兒。拍完之後學習剪輯，剪輯完之後怎麼放到流通渠道，大學裡的放映對我鍛鍊特別大，怎麼樣面對觀眾，怎麼樣講很多的話，把你的話講出來。



    導演的工作說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們從開拍之前就要開會，一直到見觀眾，你要不停地說話，當時對我性格改變也很大，那時候我覺得我基本上還算一個相對偏內向的人，不熟悉的人面前話挺少的，整個這個過程培養了我，不怕在很多人面前講話，跟我性格的改變跟塑造都有幫助。



    包括去電影節，包括怎麼把錢拿回來，我覺得整個過程給我一個經驗，我好像學習了整個電影產業鏈，我經歷了一切，我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我經歷了拍完片子，一直到在終端領域裡面發行放映這樣的一個過程。我覺得整個這個過程的完整性，它給了我事業裡面第一份這樣的經驗，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珍貴。



    也就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另外一個機會就產生了。就是因為在《小三回家》去香港獨立電影展去交流的時候，當時我碰到兩個香港年輕人，一個剛從法國留學回來，一個剛從比利時留學回來，他們倆成立了一個公司，他們倆基本上都比較喜歡大陸文化，成立了一家公司叫胡同製作。為什麼叫胡同製作呢？兩個人來北京旅遊過，喜歡胡同。再一個電影是不是個死胡同，他也不知道，反正就先做，如果是死胡同，這公司就取消了，就不幹了。但他們倆也是剛剛創業，碰到我這樣的一個剛當導演的人，他們看完《小三回家》，說小賈咱們能不能合作？我說好，我們是一家公司，我們現在要投資電影，我非常願意。其中比利時留學回來的香港年輕人，他是攝影師，他的片子也在短片展，他特別喜歡我的短片，我也特別喜歡他的短片。因為他的短片是他自己攝影的，我很喜歡他的風格，最起碼我很願意跟攝影師一起合作，那個攝影師叫余立威（諧音），從97年一直合作到現在。



    那個製片當時就說，他說你拍一部片子，大概需要多少錢？我那個時候大腦運算非常快，我還沒有想一部電影究竟花多少錢，我給了他一個態度，你給我多少錢，都能拍出一個電影來。他說真的？我說你要給我30萬、40萬的，我給你拍30萬的，你給我100萬的，我給你拍100萬的。不是我沒有原則，多少錢都能拍，是說一個人的電影想像裡面有多重的，比如說我也有戰爭電影的想像，那可能需要一個億，顯然是實現不了。我也有比如說兩個人就可以演完的一個電影，就在房間裡，那就是20、30萬足夠了。我們有很多電影想像，你資金夠多少，拍多少錢製作，這個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問題。我說我現在就可以給你講很多故事，包括我的第二部電影《站台》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最初最早的劇本，我知道他們剛剛成立，也都是年輕人，就一點點錢，我覺得要務實，做符合他的項目。當時那個朋友就說，那個香港製片就說，我們大概能動用的資金是人民幣20萬左右，你可以嗎？我說這樣吧，我說我有一個故事，你看我們要不要一起做？我就給他講了一個我一直想拍的短片。那個短片叫《夜色溫柔》，講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也是我們那個時候的愛情狀況了，相愛很久，但是都沒有相處過，因為沒房子，也沒機會。有一天這個男孩子的朋友就出差了，有一個空房子能借給他們，這一對男女第一次相處，第一次過夜，然後兩個人一個夜晚，一個房子的故事，是一個關於相愛，關於信任這樣的一個主題。我自己也非常喜歡這個，當時按照預算和劇本，我們希望是能拍一個40多分鐘的短片，因為只夠支持一個短片的拍攝。這個40多分鐘作為一個精緻的短片，在國外的市場也應該有一些發行的可能。在國內是沒有發行可能的，因為那時候在國內發行只能那種標準的電影，90分鐘，經過國家審查，完整地進入院線系統。當時還是抱著一個學習的態度來準備這個短片的。



    大家都談好了，我也就回了北京，也回了山西，正好春節過年。那麼在春節過年的時候，又有一個新的靈感產生了。這個新的靈感我突然發現中國在變。之前你也發現在變，不會觸動你，覺得一點點有一點小改變。因為我70年出生，77、78年中國在改革了，這個變化你是能看到的，有一天家裡買了電視機，很大的變化。小學時候看科教片，學校組織看科教片，科教片裡面在放有一種新的科技發明洗衣機。沒過第二年我們家也買洗衣機了，覺得變化很大。但是它對我來說都沒有太大的衝擊。



    到了97年初，我回山西老家的時候，那個寒假衝擊非常大。我父親跟我說，我們汾陽縣城的兩條主馬路要拆掉了，那個對我打擊非常大。為什麼呢？我特別喜歡我們縣城，很小，其實它是一個明代的縣城，一直延續到我小時候。當時破壞也很小，唯一的破壞原來它有跟平遙一樣的城牆，49年之後城牆拆掉了，但是整個街道、社區，完全是古代的樣子，非常美。而且也是中西結合，因為1900年以後，庚子事變之後，就開始有教會，縣城裡面有兩個教堂，有兩個西式的建築群落，我們的醫院，我們的中學也都是教會的，就非常美。說都要拆掉了，那個對我來說小時候的記憶、經驗都沒有了，我再回來其實是一個陌生的地方。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而且這個主題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們現在生活里還都在拆。



    另外一個在縣城邊上之前開了一個市場，這個市場是賣土特產，核桃、紅棗。到我97年回去的時候，全部變成了歌廳，而且歌廳都有一個外國名字，維也納歌廳，夢巴黎，最本土的就是夜上海了，就開始有很多歌廳的女郎。這個縣城裡一回去就聽很多關於婚變的問題，有誰誰誰跟歌廳女郎相愛了，他們怎麼私奔了。那時候我年紀也比較大，我有些同學中學畢業沒考上大學的，都有小孩了。他們生活也發生很多問題，比如說跟父母有矛盾了，夫妻之間有矛盾，還有好朋友之間有矛盾了。你會發現整個人際關係也在變化，我就特別想拍關於變革的影片。



    我就給香港製片，跟他溝通，我說我想改計劃。他勸我不要改，他說我們這個已經做的非常完善了，演員也挑了，預算也做了，這個錢也在，你再改計劃，我們還得重新開始。打完電話我就開始，那個創作衝動你是壓抑不住，就開始寫劇本，大概三週的時間寫完了《小五》，是關於縣城裡一個小偷的故事。寫完那個劇本，那時候沒有EMAIL，讓我的香港製片看這個劇本，後來就發現郵局有傳真機，大概是15塊錢一張，我把劇本全部傳真到香港，我們通電話。我說還是《夜色溫柔》的預算，用16毫米，當時《夜色溫柔》想用35毫米拍，完全工業化的工藝，電影院都能放。16毫米是比35毫米要窄的，在我準備用的時候，基本上只有新聞才用，拍一些新聞、廣告才用，它很便宜，電影院沒法放。我說我用同樣的預算，我拍16毫米，拍一個長片可不可以？然後我這個製片同意了，他說那就這樣去辦吧。



    接下來開始馬上組織攝製組，攝製組的主體也還都是我們電影學院實驗小組成員，包括演員很多是同學，還有親戚。之後我們拿到了第一筆首付款，我就跟攝影師兩個人，我記得在南城那邊去柯達買膠片，買16毫米這個膠片。我們算下來這個預算，我們如果拍一個90分鐘的電影，我一個鏡頭只能拍三次，我拍第四次就不行了，因為你夠不夠了，我只能拍3：1的片比。



    這一路上我攝影師非常焦慮，因為這個錢也有他一部份，他也是那個公司股東之一，他也知道錢不夠，說小賈究竟這點錢能不能拍完？我說再說吧，反正先動起來。但是我有一個信念，我覺得只要有基本的一個條件，我們動起來，這件事情就可以做下來。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遇到什麼樣的環節，就去克服什麼樣的環節。



    那時候我們去了柯達買膠片，賣膠片的經理就聊天，你們哪兒的？電影學院的，你們拍學生作業？我說不是，這我們自己拍一個長片，跟學校沒關係。說拍多長？最少90分鐘，要多少，我們定膠片，就出庫。一直這個賣膠片的經理一直很疑惑，他最後把膠片給了我們之後，我們就抱著膠片出來了。抱著膠片，我跟攝影師兩個人準備到街上打黃面的運膠片回去。突然那個經理從他們公司跑出來，跑出來之後，他說小賈這樣，我個人送你10本膠片，他用他的錢給我買了10本，我特別感動，我覺得真的你只要特別想做一件事情，而且這件事情是大家覺得有價值的，一定有人幫你。



    就像如果大家上眾籌網，如果你這個事情真的有廣泛的共鳴，你也一定能找到支持者。我很感動於剛才校長肖南講的一句話，他說這種模式是一個信任的模式，怎麼跨越人的陌生，怎麼樣跨越陌生去幫助別人。



    那個時候這個經理他真的焦慮，這個孩子這麼想拍電影，這點膠片是不夠的，他就走了，按他的經驗知道幹不完的，那他真的是焦急，他自己買10本膠片送給我，他說你去用吧，你好好拍電影，支持你。我跟他不認識，之前只是通過幾次電話，根本沒有任何交情。我就跟攝影我們倆在車上就說，我相信這個電影一定要拍出來，這就是人與人應該有的一種相互幫助，我覺得對人的信任非常重要，我覺得那個經理給了我信任。我因為他給了我信任，我拍的一絲不苟，我覺得這背後不僅是有他，有製片人的錢，也有我們大家的勞動。每天差不多要工作15、16個小時，那麼漫長的工作時間，因為按預算必須在21天內拍完。到22天就超支了，所以那個時候最大的壓力絕對不能超支，絕對不能超時，超支就是災難，一定要在21天裡面完成。



    我們整個這個預算，整個拍攝的計劃非常嚴格，第21天真的拍完了，整個這個過程我覺得就是在這樣的一種壓力底下，在大家的幫助底下完成了第一個長片。



    完成第一個長片之後，我覺得在創作上我自身是比較熟練了，因為前面我有短片的那種培訓。但是真正你要把這個片，因為它已經不像《小三回家》是一個短片，更多是作為一個學生的練習來拍。但它已經是一個完整的作品，那我們就希望它能夠走得更遠，製片人就把它送到了柏林電影節。送到了柏林電影節之後，就入選了青年論壇。青年論壇它會給導演一張飛機票，還有幾天酒店，製片是沒有的，製片人跟攝影師就商量，他倆究竟誰去，後來攝影師陪著我去，因為他們英文跟法文都很好，也一直跟我拍這個片子，也對這個電影了解，我們倆就去了。我們倆去之前，製片人就說，你們去了一定要想辦法把這個片子賣出去，我覺得是一個囑託，真的是很沉重的囑託，要賣東西，我沒賣過，怎麼賣這個片子，賣給誰？



    我們就去了柏林，去了柏林就跟電影節打聽，賣片子怎麼賣？電影節有一個熱心人，我給你一個名冊，那個名冊是參加柏林電影節所有買家酒店的地址，他們有登記，比如說這是法國什麼公司的，他是一個買片的買家，住在柏林什麼酒店，我們自己就印了一個請柬，因為要請人家看電影才能賣片子。我們就印了一個請柬，有一部中國年輕導演的電影，幾月幾號在什麼地方看，讓你很驚奇。接下來到這一步我又頭痛了。



    發完之後我攝影師還不踏實，他打聽到柏林電影節有一個餐廳，就是擺攤位，但是中午有一個餐廳所有買家在那兒聚餐吃飯的地方，他說所有的買家都在那兒，我們印一些請柬去在那兒發，派請柬。我心裡有點猶豫了，因為我還沒那麼嚴重，那好吧，我們就印好之後，就站到餐廳門口，但是站到餐廳門口的時候，邁不動那個腿，從來沒給人發過東西，我真的進不去，我跟我的攝影師就在門口站著對望，他年紀比我大4歲，他非常生氣，說小賈，這個片子是你的片子，你不去推廣，沒有人去推廣。他這個話真的說的挺打動我的，他說這樣，小賈你在外面等我，我進去替你發，我同初中在香港，我們要生活下去，我初中開始假期就要去各個公司推銷文具，我們要活下去，我們要完成一件事情，這算什麼？他就轉身拿著一堆單子進去發。北方人性格裡面有很不自我開放的理念。



    他進去發一發，對我觸動特別大，我也進去開始發。從那個時候突破了我的一個心理，過去一個障礙，過去真的不敢推銷自己，不敢去跟人接觸，不敢把自己的創意賣出去。我覺得我的攝影師他教給我很多東西，他教給我一個東西，你自己的事情必須你自己去努力，如果連你都不努力，連你都不好意思，沒有人幫你。在那個時候再有新的片子，我去跟製片人談，我去跟金融界談，我去跟廣告界的人談，我都變得非常放鬆。因為我覺得我已經懂得它是你事業的一部份。



    整個從98年柏林電影節結束之後，相對之後電影生涯就變得非常順利，因為在從大學拍短片，一直到拍出第一個長片，我覺得其實是最艱難的。而往往最艱難的，最有力量的時刻，才能夠體會到完成一件事情，你自己實現自己夢想的衝動有多大。當我想拍電影的時候，寫出劇本來，不能拍的時候，那個等待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為這件事情而生，我必須完成這件事情，要不然我覺得在生理上都不舒服，我覺得這個過程它建立在一個自己的意志力之上，也建立在你所擁有的多少幫助，你的工作能感染多少人，你是不是有合作多少人，你是不是在茫茫人海裡面找到志同道合的工作夥伴，一起跟你乘風破浪，一起跟你克服困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但是我覺得它也是一個非常幸福、愉快的過程，因為你會覺得每做一件事情，都在向著實現夢想靠近，我也祝大家能夠夢想成功，謝謝大家！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