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倫敦的男人》的問題

   
這部電影極好地反襯出貝拉·塔爾的電影在題材上的侷限性，這種侷限性源自他那獨特的運鏡體系。他藉由這一用鏡體系創建了一個物理的世界，一個觀眾無法進入、自我密實的世界，有別於布列松以及他的學徒們通過對克制產生影像的離間效應來拒絕觀眾介入的影像世界，塔爾的電影超越於此，他的鏡頭不再有情感，人物也沒有情感，他的電影裡只有實在的物：除卻空間裡實在存有物，人也是物，甚至人說的話、做的動作，自然的狀貌（雨、風）也被內化成了物。

這是一個唯物主義的物體系，一個自在運動的物理場，情感被剔除乾淨。這樣的影像世界所適合的題材有它的侷限性，它只能去描摹遠離現實的情狀。這也是為何貝拉·塔爾在那些傑作中反覆以小鎮為中心，酒館、小鎮裡的畸人，還有奇聞、軼事。這些場景適合展現寓言式的故事，從《撒旦探戈》到《鯨魚馬戲團》，再到《都靈之馬》這些塔爾最優秀的作品莫不如此。

但《來自倫敦的男人》是個例外，它有一個好萊塢式的淺薄故事，它要展現家庭關係、生活點滴，它還把重頭戲放在了人物的道德掙扎上，這樣，塔爾通過其鏡頭建立起的物體系就宣告破產。這很好地解釋了當我們在看這部電影時感到的極度不適的原因。它有內在的矛盾，塔爾沒能把這矛盾化解掉，而是照搬了他過往的用鏡法則來展現一個不再適用的題材。註定失敗。事實也證明，這部電影就是一個失敗。它徹徹底底地成了一次塔爾式鏡頭的展示，僅此而已。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