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週兩天 4 luni, 3 saptamâni si 2 zil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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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羅馬尼亞共產黨前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廢除了以前關於個人可以自由流產的法律，實施了禁止墮胎的政策。該政策禁止離婚，並規定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要生四個孩子。緊接著，國家又頒布法令，稱節育和墮胎均屬違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納稅金，墮胎者將受到判刑和囚禁，甚至婦女月經期也要受到嚴格的檢查與盤問。
為保證政令暢通，執法者依據齊奧塞斯庫的指令紛紛進駐機關、工廠、農村、學校以及各個單位，對婦女進行嚴格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避孕的婦女和默許墮胎的醫生如被查出，便會受到嚴厲打擊、處罰監禁。
故事恰好發生在21年後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所大學裡。在影片的前半個小時，我們甚至不知道女主角歐蒂莉亞到底在忙些什麼：她似乎正在幫嘉碧塔做一件什麼事情，但又不得其詳；去見了男友，並告訴他晚上可能參加不了他母親的生日聚會；輾轉在飯店定下了一間客房，本想定三天但囊中羞澀；爾後又去見一個叫做貝貝的男人。直到歐蒂莉亞和貝貝來到定好的客房面對嘉碧塔坐下並進行一番對話之後，我們才終於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歐蒂莉亞幫嘉碧塔做的，正是整個國家最大的禁忌：尋醫墮胎。

錢、性和謊言
對嘉碧塔來說，墮胎的首要問題還不是墮胎本身，而是錢。歸根結底，嘉碧塔不能順利墮胎的原因其實是她們沒有足夠的錢來抵償貝貝先生為之墮胎——如果以「四月三週兩天」計算，則應該叫做謀殺——的風險。其實，兩個家境十分普通的女大學生缺錢似乎是理所應當，但隨後我們便發現，缺錢的不只是兩個大學生；貝貝先生也並不富裕。後來我們又發現，這些人好像也不止缺錢。80年代以後，齊奧塞斯庫領導的羅共為了還清外債，極力縮小進口、擴大出口，實際上是把整個國家的農副產品抵了出去，而這筆外債直到1989年才算還清。在電影中，導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有意為我們展現了這樣一幕：貝貝先生在隨歐蒂莉亞到飯店之前，先開車回了一趟家，快到門口發現自己的老母親坐在門口。問及原因，母親說是為了替鄰居排隊買糖，回來發現門被風吹上了。由此可見，錢物兩缺、物資匱乏已經成為當時波及羅馬尼亞社會各個階層十分嚴重的問題。
終於，我們來到了問題的起點：嘉碧塔缺錢，貝貝先生也缺錢——人性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暴露出來。人們往往稱貝貝是個披著郎中皮的禽獸，喜歡對他的惡行大加鞭撻；但，一個十分理性的醫生在這種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物質利益的情況下，除了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快慰，還有什麼選擇餘地？反倒是，歐蒂莉亞的失身很大程度上應該對嘉碧塔其人產生懷疑：她到底為什麼對貝貝說歐蒂莉亞是她的姐姐？同學向她推薦貝貝先生的時候，難道她不是對各種條件心知肚明嗎？難道她不是為了自己口袋中並不多的錢而犧牲了歐蒂莉亞的貞潔嗎？
毋寧說，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之下，表面上的對善和惡的價值判斷已經不足以形容人們的手段伎倆和心中的真正意圖了。出於對「弱勢者」的同情，我們會對貝貝先生嚴加指責，會對嘉碧塔心存憐憫，但恐怕他們還都當不起這些評價。只有歐蒂莉亞，她先是犧牲了參加男友母親生日聚會的時間，而後冒著坐牢的風險幫助嘉碧塔把貝貝先生帶到飯店，而後在行經期為了室友失身，接著又在黑夜裡冒著被發現的危險把胎盤丟掉了垃圾站。無論是出於同為女性的同情，還是出於共處一室的友情，歐蒂莉亞無疑展現了人性當中最光輝、最母性、充滿了愛的一面，似乎已經完全超越了當時那個社會所能承載的一切現實價值，儘管她的愛時常是體現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

三種人和一盤肉
世上有三種人——當然，我指的是當時的羅馬尼亞——男人、女人和公職人員。這樣的分類並不旨在區分他們的生理差距，而是要區分他們的性格和生活狀態。從公交車上的售票員、教室門口的接待人，到飯店的女前台、長相酷似齊奧塞斯庫的前台經理，所有這些人的特徵並非有些人所說的「官僚化」，而是「職業化」。各種行業的各式規定把人框定在一個範圍內，久而久之使他們失去了情感而成為職業的附庸。他們在城市當中佔據要職，有著穩定的工作，不用擔心被分配到鄉下，因此也就往往「高人一等」。在他們之下，才是那些在身體上佔有優勢的男性和處於絕對的弱勢地位的年輕女性。導演在這部影片裡著力刻畫的兩個男性角色——貝貝和歐蒂莉亞的男友，實際上都是性情溫和、顧家敬業的好男人：貝貝對患者可以說是盡職盡責，醫囑時輕聲細語；艾迪對女友也十分不錯，言談舉止間給人感覺充滿了愛。但是，當貝貝面對沒有錢的嘉碧塔和歐蒂莉亞，艾迪面對女友懷孕會怎麼辦的問題時，他們卻雙雙偏離了好男人的方向。毫無疑問，是毫無自由且極度不公的社會制度站在了人性的反面。試想，如果當時的羅馬尼亞沒有墮胎的有關規定，貝貝會做這種生意嗎？如果當時的羅馬尼亞沒有規定夫婦結婚之後必需要生四個孩子，那麼艾迪還會為責任問題在女友面前如此閃爍其詞嗎？也許可能性會大大降低。
人性的反面是制度。這種解讀很可能是「對醜惡的男人的醜惡的辯護」和「故意將電影政治化」。那麼讓我們返回歐蒂莉亞手捧嘉碧塔四月三週兩天的孩子快步行走在黑暗小路上的那個夜晚。手裡這個不久之前還是個正在孕育著的生命的東西使歐蒂莉亞恐懼不已；如果處置不好，自己連同室友和醫生都將被投入監獄至少十年。而伴隨著這種雙重恐懼的，還有一個夤夜裡怎麼也甩不掉的高大威猛的男人。所有這些無疑可以深深嵌入她的記憶，構成歐蒂莉亞一生當中最恐怖的夜晚。最終，她爬上了一座公寓，趁人不備將那個包裹得嚴嚴實實的胎盤扔進了垂直的垃圾通道。
一陣瘮人的叮叮咣咣，接著一聲悶響，這個東西終於落地。歐蒂莉亞返回飯店，卻意外發現嘉碧塔並不在客房裡。幾經尋找，發現她正在餐廳準備就餐。歐蒂莉亞眼見侍者從對面的喜宴托來了一盤牛肉、豬排、肝臟和骨髓，二人盯著這盤東西，沉默良久。驚於匱乏？驚於骨肉？影片在這裡的戛然而止。相對這些眼神和情緒，更值得我們思考的一點，正如一些評論提到的，「難道禁止墮胎不是人道主義？」嘉碧塔的男友為何如此堅定地要和她分手？她與未出現的男友兩個人在整個墮胎當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2007年，《四月三週兩天》毫無懸念地摘得了當屆金棕櫚。無比沉穩的長鏡頭、行雲流水的敘事、精確的構圖、懸念的營造以及對社會問題和人性的深刻揭露，凡此種種，都使這部電影成為羅馬尼亞新浪潮的巔峰之作。現在想想，無論是貝貝為嘉碧塔作探針時的疼痛感，還是歐蒂莉亞在男友家與眾人圍坐一桌時的緊張和不安仍然讓我記憶猶新，可見影片帶入感之強，而作為克里斯蒂安•蒙吉的第二部長片，《四月三週兩天》還僅僅是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