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家庭與信仰而聚集反戰的女人

納迪·拉巴基是個非常具有莎樂美式浪漫主義人文關懷的女性導演，十幾歲就修過學士學位，20歲初通過研究生學習後第一部作品就獲得阿拉伯電影展獎項。十餘年後她的《焦糖》和《我們現在去哪》全然磨合了她對自身所長的理解，並依此擔就女性地位和反戰類深重題材進行自編自導，站在了世界舞台上。

《我們去哪兒》這個故事以中東地區宗教衝突為背景，虛構了一個資訊半封閉的小鎮，鎮上的男人們受到外界宗教衝突的影響，穆斯林信徒和基督教信徒經常大打出手，還手持槍械。鎮裡的女性，作為完全不參與外事的穆斯林女性，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兒子或丈夫在衝突中喪生。最終無法忍受生離死別的女人們團結起來，通過一場場啼笑皆非的暗中行動來平息衝突。

電影的開場和結尾畫面是嚴謹的前後呼應式——葬禮、穿黑衣服的女人、哀歌、形體舞台劇化的表演，帶來強烈的視覺衝擊外，還有聽覺的並行，導演納迪·拉巴基再次植入了法式舞台浪漫戲劇的演出手法，然而卻弱化了主題的表達效果，於是不得不通過旁白這種最明顯的解說手法來增強因女性浪漫而犧牲的戲劇主題突出點。

在故事情節上，納迪·拉巴基是個非常會講故事的女人，她的頭腦絕對是法國女人那種浪漫之下思維邏輯連貫強勢派的，每一個情節的扣接轉折都會早早埋下牽引的線索，就像是那種與人交談中早就把整個談話走向和內容都設計好，對方無論說什麼都最終要將談話結果引向自己所要的結局之中。片中基督教男孩之死到被人發現因而引發整個小鎮再次點燃宗教衝突這個橋段，是導演兼編劇的納迪·拉巴基最縝密一筆，且非常具有故事性戲劇性，將整個故事推向高潮。

用自己的性別和身份寫故事，別說做電影，除了特殊職業，在現在強調平等和無性別差距的情況下，很容易讓人反感生疑。故事中，導演納迪·拉巴基把男人全部塑造成好戰分子，他們的角色定位統一是「勇猛、好戰」，就算是前一秒剛和美艷絕倫的女人跳舞喝酒，後一秒可以為了男人間一點不和言語持槍群鬥，而女性，片中所有的女人，角色定位統一是「善良的母親、唯唯諾諾的妻子和沉默寡言的女兒」，她們在日夜的宗教爭端中因親人離散而不顧一切反戰反爭鬥。這種大規模的性別介入定位角色，有點過度戲劇化，這個問題在其另一部作品《焦糖》中更為突出。然而對於此質疑，納迪·拉巴基說：「用自己的身份和性別來寫作和拍電影，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可靠的事情，因為對於作者而言，說出自己的話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寫了一個男性的故事，那麼我可能會覺得那就是一樁任務和作業，未必會做的這麼透徹。」

一個出生在阿拉伯世界的女性，卻在事業和人生中不僅不嘆息自己的性別，反倒不在乎運用好自己的性別理解力去完成和成就自己的事業及人生，這是極具莎樂美式的自信和獨特。

同時，鑒於導演每次在電影中探討的話題都大涉世界，而非小情小愛，也不得不就戲劇化導演過度性別介入角色定位的問題。知己知彼的對待自己和所要講好的話題觀點，這個從自身切入來說感受會更真實更容易打動人心。因為對於生命，對於戰爭，我們不可能想對於小情小愛那樣有萬花筒看世界的千奇百感，和平和衝突一直是最終反覆的動向。

論電影中極具浪漫手法的歌舞音樂和喜劇橋段，確實帶入了女性柔美的特色而淡化了衝突，比起用真箇篇幅用大手筆特技煙火來營造的戰爭，這種反戰題材有些弱勢，卻一直順筆於導演植入角色定位的關鍵性——女性，不是在墨西哥戰爭中出來的女游擊隊，而是以妻子和女兒母親角度來柔情化解衝突的感受，她們渴望家庭完整的悲傷以柔克剛地穿破衝突和武力，至於歌舞，其實如果這不是一部反戰題材電影，它真的可以媲美巴黎大劇院裡的歌舞劇或者寶萊塢的香艷歌舞，喜劇的劇情也十分能調侃刻畫出小鎮裡樸實生活畫面，沒有比喜劇更適合鄉村，這個可參考東北二人轉！

納迪是個非常懂得用自身所長或特色來謀劃人生的女性，與其說謀劃，她那浪漫主義手筆又光彩熠熠奪人眼目。比起探討哲學或雕塑的法國女人莎樂美，納迪卻又將這份自信和奪人眼目的浪漫運用到了人文關懷裡，這與她的出生有關。

片尾最後一幕「我們現在去哪」，棺木因宗教衝突導致不知葬於何處的提問，神來一筆地結束了全片，留下了「我們是誰，我們來自哪，我們要去哪」的哲學探討，這部全片女性構建畫面感的電影又彷彿將高更的畫作呈現眼前——「我們現在去哪兒？」

宗教信仰也挽救不了的人類戰爭與衝突，最終歸於人性的自我探索和思考，萬念粉扎皆因慾念而起。為情感介入進而反思人性反思衝突這一新而現存的角度，細膩真摯的感動而鼓掌。為自身同為女性卻無力所為而絕望。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