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戰：我的過度闡釋

數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和一個長居於此的朋友站在九龍的海邊遠眺港島，他指著對岸的高樓大廈一個個給我數過來，告訴我十年來這些大樓的主人已經紛紛易手，其新主人都來自同一個地方：大陸。香港在外表上依然還是每個夜晚都華麗絢爛綻放的東方之珠，和多年前幾無差別甚至更加妖艷，但它的心臟和內在流淌的血液已經逐漸從屬於它對之情感極其複雜的新東家——一個身強體壯財大氣粗又威嚴正色黑白通吃，一個它極其蔑視其出身但又無力與之抗衡的老大。

在港島的一家印度餐廳裡，他給我講了個故事。
兒子問老爸：回歸了，我們這些香港人是不是飯碗都要被砸，將來如何掙錢呢？
老爸指著廚房對兒子說：廚房冰箱裡有塊肉，兒子你去給我拿來。
兒子乖乖跑到廚房，從冰箱裡捧出一塊油膩的大肥肉端到老爸面前。
老爸面不改色對他說：你再放回去。
兒子一臉困惑但還是遵從老爸的命令，又把肉放回冰箱。
老爸點著兒子的手問：看看你的手上有什麼？
兒子低頭一看，滿手留下的大肉的肥油。
老爸敲著兒子的腦袋：明白了吧，將來香港就是這麼掙錢的。

這是個比喻比較隱晦的故事，我也是在朋友的解釋下才明白。香港在1997年以後，應該是徹底轉變了它經濟運行的模式：在這之前，它是英屬殖民地，亞洲金融中心，世界貿易貨物中轉中心，完善的經濟法律體系所保障下的世界上最標準的資本主義制度樣板。而在此之後，隨著政治制度重心的潛在偏移，它的獨立優勢蕩然無存，但回歸帶來的卻是一股巨大的不可阻擋的單方面來自某地的「暗黑」現金流，這股強大的十幾年來源源不斷「流動性」究竟來自何方，它的規模怎樣，以及它為什麼一定要經過甚至停留在香港，在此按下不表。但是它對香港造成的影響卻是我們都能看到的：它的外表依然繁華絢麗，但它的內在卻像得了軟骨病一樣緊緊依靠在了那位輸送現金的「老大」肩膀上，或者說，只有這位後者源源不斷地給它餵食，讓它的雙手沾滿了大肉留下的肥油，它才有足夠的養分能對外保持一個光鮮的俏麗模樣。
這其實可以另找一個比喻來代替：正如一個癮君子對毒品的依賴，他明知其對身體和精神的毒害所在，卻無法擺脫它的的誘惑，為了維持自己一如既往的「青春」，只能一再退讓一再「出賣」自己肉體精神和道德的所有來換回那源源不斷的賴以生存的「生命現金」。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幾代香港人建立起了對這位「老大」極其複雜的情緒和感受。

在我看來，正是這樣的情緒支撐起了《毒戰》的核心。

《毒戰》在劇作上很特殊的是，它不像我們看上去的那樣，是一個雙雄爭鋒的對手戲，而是在眾多被細緻刻畫的超級大配角（孫紅雷是其中最大號的一個）環繞包圍起來的一個獨角戲，哪怕是在形式上眼花繚亂的配角們喧賓奪主佔據了主要舞台，他們在核心上所襯托的僅僅是一個人物：他外表孤獨，內心極其矛盾難以捉摸判斷，時而市儈時而背叛時而怯懦時而心狠手辣時而又情感宣洩，善惡交織愛恨交加，精神備受煎熬但卻行動力超強。這個人物的名字不僅僅叫古天樂或者蔡添明，他更符合那個被裹挾而沒有選擇餘地卻又想在夾縫中殺出一條生路的城市的性格，也因此他的名字其實更應該是——香港。

杜琪峯和他的班底自從97以來的很多劇作中都埋藏著針對陸港兩地地緣政治形態的含沙射影綿里藏針，比如兩集《黑社會》已經是意圖非常明顯的明喻嘲諷。《毒戰》的過人之處在於它放棄了對具體事實的隱喻關聯，而將陸港關係擬人化為人物的性格和他們之間的聯繫。他首先為影片設置了兩層不同的道德對立關係：在表層文本中，幹警追捕毒販是一件天經地義無需質疑的事，這一層針對普通觀眾的設置讓觀眾很容易地接受了這個正（警察）邪（毒販）對立的立場，讓後者順暢地進入表層劇情當中。但實際上，杜琪峯因為常年受黑色電影的影響，其過往作品中的正邪之分早已非常模糊，而在《毒戰》中，這樣一個黑色電影的模式被埋設到了到潛文本中：當我們擺脫開預先設置的立場和一些符號——比如警察、毒品和毒販——所通行的道德倫理所指涵義，開始仔細觀察孫紅雷及其隊友的行事邏輯，這實際上是一群甩開人與人之間的信義、忠誠和信任而為達到特定目的不擇手段的人，他們裹挾古天樂去誘捕其他毒販的做法，本質上帶有以「黑」手段脅迫「黑」去吃「黑」的邏輯特點。在這一點上，杜琪峯並沒有像梅爾維爾在《武士》或者《紅圈》里那樣完全沉的住氣，讓觀眾通過純粹的電影化手段中去顛覆預設的正邪立場，實現道德理解上的乾坤倒轉。老杜採取了香港電影人特有的技巧性小聰明，把這層潛文本意圖通過異常符號化的手段在幾個點上戳破表層文本讓其流露出來：於是我們看到了審訊室裡被警察背影遮擋的牌子上寫著「公安逼供」，所有出海的毒船上都迎風招展著國旗，一群強大訓練有素的幹警最終和兩個聾啞人以及老老少少拖家帶口的幾個「家庭」毒販血拼到了最後一滴血。。。通過這種符號化的手段，他讓「正」被邪氣所滲透，讓「邪」大搖大擺打著正的旗號耀武揚威，讓強大的「正」面對羸弱的「邪」而疲軟無力等等等等……杜琪峯把他潛文本的意圖通過一種極度嘲諷的小技巧相當隱晦的傳達到表層文本之上。

說到這裡，其實可以反過來回應那些對本片很多細節邏輯疏漏的質疑，並不是杜琪峯的疏忽或者故意要賣破綻，而是他對此完全不在乎，《毒戰》拍攝的目的只有兩個：以粗礪的視覺風格和槍戰場面吸引觀眾，以潛文本的鋪設實現對陸港關係的隱喻。這兩點完滿片子即成立，至於其他，老杜做為拍片快手沒有功夫也沒有必要去細細雕琢。

解讀到此，真正的關鍵人物古天樂才進入分析的視線。在片中，他不斷公開表露的唯一動機，就是「求生」。但仔細回顧他以令人捉摸不透的態度和反覆變化的立場，似乎順從、陰謀、背叛還是冷血這些外在行動之下，他自己也徘徊猶豫在並未完整透露的選擇當中，這一點在公路邊他持槍去制服兩個吸毒過量的司機的時候，那股選擇的困惑便汩汩而出：這是一個他可以冒著生命危險逃走的機會。當我們用文字翻譯這兩個選擇的時候，其實它們是「求生」還是「自由」？在這一刻古天樂選擇了「求生」，但這一刻為結尾埋下了伏筆，因為那時他選了「自由」。在這兒，如果我們把古天樂角色的名字從蔡添明換成「香港」，而把孫紅雷的名字從張雷換成「老大」。這個地緣政治形態視角下的對應關係簡直清晰地無法再清晰了。

在杜Sir的眼中，被「老大」所強力挾持的「香港」這些年來所艱難面臨的抉擇正是要「求生」還是要「自由」。它為了這一個強烈的「求生」慾望，為了能雙手沾到那一層大肉的肥油以支撐自身的生存，正如古天樂一樣，從原先所認同的價值觀上逐漸滑落，淪為無信義的「工具」和「玩偶」。但在保全性命的同時，「香港」也陷入了古天樂一樣的困惑，是不是該轉而去選擇危險的「自由」？在電影裡，杜Sir給了他機會去嘗試，起碼我們看到的現在這個結尾，在「自由」被「老大」拼死的那一拷而最後破滅以後（是不是預示著那死亡都斬不斷從屬聯繫的可怖斷言），古天樂連「求生」的機會也失去了，無論他再怎樣「出賣」，迎來的最終是自我毀滅。在《毒戰》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杜Sir對這個「香港」充滿了複雜的悲劇性的既唾棄又無法不憐憫的心態。為了生存，在他的價值觀裡，他的人物也是他賴以生存的那個地方，不斷讓出自己的底限。這種無奈，來源於一旦轉而嘗試反戈的時候所面臨的巨大的被毀滅的威脅。

這樣一個無奈消極憐憫惋惜類似天鵝之悲鳴的情緒氛圍以及思想價值觀才是「撥雲見霧」後《毒戰》的真正核心。一個標準的「黑色電影」的精神實質。

（至於傳說中的另一個結尾，古天樂逃脫再戰再逃脫的命運，代表的是不是杜韋等人對未來命運的一絲不切實際的希望？最終捨棄，不符合審查是一個原因，其核心涵義上的巨大不現實性是不是也不能讓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