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來的女醫生

柏林電影節常客佩措爾德，07年《耶拉》捧得最佳導演獎，12年《芭芭拉》梅開二度。兩部影片均以女主角在動盪不定的車廂內的鏡頭展開，似在暗示她們有一顆驛動的心。

影片節奏舒緩，鏡頭非常克制，像柏林圍牆倒塌前的東德一樣沉悶、壓抑，淒清的風景、枯燥的工作，如影隨形的秘密警察和線人，該死的生活！影片準確地傳遞出了時代的密碼，出獄後從東柏林下放到鄉村的女醫生芭芭拉，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架勢，屢屢挫傷同事萊澤爾的好意，既是一種自我保護，也是另一番「好意」的表達：一直都在計劃出逃的她不想有任何牽掛，也不想連累任何人。

老大哥一直在看著你，哪怕你來到了鄉下。本來是公事公辦的例行檢查如此令人痛苦，「老大哥」的手指不僅要探察你房間的每一個角落，甚至還要戴上手套深入你的體內。很難說這種對監視對象的莫大羞辱給檢查人員帶來了何等快感，也許他們只是不願、也沒有能力思考自己的行為究竟意味著什麼。

不難想像，在這種恐怖、高壓的環境中，來自集中營的少女一句「我要離開這個該死的國家」對芭芭拉心靈的震撼，兩顆孤獨、悲憤、嚮往自由的心緊緊擁抱在了一起。芭芭拉為少女朗讀《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儘量延長她的住院時間，後者更是視其為保護神。萊澤爾推薦給芭芭拉的小說《鄉村醫生》充滿寓意：女孩即將離世，最後的願望是一嘗愛情的甜蜜，又老又醜的鄉村醫生滿足了未經人事的女孩，成為甜美愛情的替代物；而芭芭拉放棄唯一的出逃機會，何嘗不是將一切美好的情感寄託在了少女身上？

同樣以東德時期為背景，《芭芭拉》從名氣上來說不如《竊聽風暴》，但藝術品質卻提升了好幾個檔次。2006年《竊聽風暴》在歐洲獲獎無數，並斬獲第79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好評如潮。人們對其情有獨衷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個電影，它顛覆了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好的制度令壞人無法為惡，壞的制度讓好人變成禽獸。斯塔西（東德國安部）檔案聯邦管理局資訊部主管Förster評論《竊聽風暴》：「魏斯樂這種情況我在真實世界裡從沒聽說過。事實上，斯塔西的制度也決定了不可能出現一個魏斯樂，沒有一個人能獨自做出這麼多的重要決定，每個人都被其他人牽制和監視著。」這正是《竊聽風暴》最大的敗筆：特工良心發現的過程過於簡略，欠缺說服力。

對於想了解鐵幕下人們的生活、心態的觀眾而言，《芭芭拉》顯然是比《竊聽風暴》更好的選擇。《竊聽風暴》攝製組跑到很多東德的機關大樓取景，惟獨遭到監獄博物館館長的拒絕，理由是該片不符合史實，整個東德歷史，像魏斯樂那樣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一個都沒有。良心發現、雪中送炭只是傳說，世界一片黑暗，善良的人也會變得麻木，成為暴力機器的一個齒輪，釋放獸性以獲得某種安全感：只要正常運轉，齒輪是不會被淘汰的。

《竊聽風暴》虛假的溫情令人噁心，這種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刻意將複雜的人性簡單化和美化的態度，對觀眾真切地認識那段可怕的歷史會產生誤導。在自由創作的環境中，《竊聽風暴》顯然太過矯情和幼稚。
 
倒不是說非要把東德特工都描繪成魔鬼才更符合歷史的真實，但任何人的任何重大轉變，必定有著重大的原因，不是竊聽一首詩歌或幾場他人的談話就能搞定的。藝術家必須提供足夠的線索，讓人物觀念的變化形成內在的合理的邏輯，這是尊重觀眾的最起碼的創作態度。相形之下，《芭芭拉》對特工的處理就較為令人信服。

影片一開場，老特工就諷刺芭芭拉「不會早一秒鐘上班」；做身體檢查時，對芭芭拉的哀求無動於衷；只有在妻子彌留之際，他才真情流露，對醫生和前來看望的親友充滿感激，證明白己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藍色的血液。但是，他不可能因此就洗心革面，願意為了他人的幸福將自己置於危險的境地。

萊澤爾和芭芭拉的感情發展也自然、可信，前者的善良一點一滴地融化了芭芭拉那顆拒絕融化的心。線人密佈、人情易老，將千金難買的出逃機會讓給少女，不只是責任、同情和憐憫，也含有對萊澤爾的眷念，芭芭拉的行為邏輯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無論多麼嚴酷的境遇，也無法徹底摧毀人性的善良，而現實越冷酷無情，嚮往自由的心就越加強烈。英國《泰晤士報》報導說，至少有37名東德邊防軍人在越境時遭到射殺。一座監獄，如果連其看守都要不惜一切代價逃離，它的末日還會遠嗎？(新民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