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穩心切的體制

2011-09-10

瑪麗•蘇拉特的鬼魂據說在她死後久久不散。在她被處決的地點Fort McNair周圍，多起目擊事件被報告給當局，一些駐守當地士兵的孩子說，他們見到過一個帶著帽子、身著黑衣、手腳都被綁住的女人。

事實上，在她被絞死之前，很多人給當時的總統安德魯•詹森求情，希望能夠寬恕這個不幸的女人。本來應該執行的死刑從中午推遲到下午，在從白宮到Fort McNair的路上，每一個街區都有士兵駐守著，他們時刻準備著傳遞總統大赦的命令。但是命令始終沒有來，瑪麗•蘇拉特成了美利堅合眾國聯邦政府處決的第一個女人。

她的罪名是同謀，她的住處收容著幾個罪大惡極的兇手，而且她還被指控參與了火槍等兇器的傳遞。他們合夥刺殺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亞伯拉罕•林肯。在南北戰爭勝利之後，發生了這件令舉國上下悲痛欲絕的案件，一方面群情激憤，人民急於置兇手於死地，一方面南方餘孽蠢蠢欲動，如果不能迅速平定民心，恐怕國家又會再一次陷入內亂的深淵中去。在這種非常時刻，顯然維穩大於一切。

4月15日，《共犯》公映的日子，也是林肯遇刺146週年的紀念日。挑這樣的日期上映，導演羅伯特•雷德福並非為了挑戰林肯被刺這一樁公案，卻明明白白地提出了自己的質疑。醉翁之意不在酒，為瑪麗•蘇拉特翻案，是為了警醒個體在捲入大事件時的迷茫和無知，也是為了提醒，程序正義和國家安全孰輕孰重，正義真理和體制利益孰輕孰重。

這是雷德福的拿手好戲，別忘了，他是好萊塢著名的反戰公知，對政治有著強烈的熱情，早就不滿足於拍《馬語者》《大河戀》那樣的情感倫理劇了。三年前，他費盡口舌的《獅入羊口》既不叫好又不叫座，大概此次他也是憋了一口氣想要捲土重來——然而，《芝加哥論壇報》說，《共犯》「史實和虛構沒有拿捏好，顧此失彼」，這評價聽起來像是老雷德福又打了一次不能說是勝利的仗。

瑪麗•蘇拉特的案件不是沒有疑點。約翰•勞埃德，一個華盛頓前警官，在剛開始作證時並無任何不利於蘇拉特的證詞，但在不久後再次上庭時，他說蘇拉特曾讓他準備好威士忌和槍枝，以便兇手們在路過此地時帶走。

路易斯•維奇曼，在蘇拉特被判有罪的過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污點證人，在釋放後聲稱政府迫使他說了庭上的那些話，而這件事一直折磨著他的良心。此外，劉易斯•鮑威爾，和蘇拉特一同被絞死的兇犯之一，在死前曾對行刑師說，蘇拉特是無辜的。

雷德福在劇中把這種疑點歸結在了林肯和此後詹森時期的戰爭部長（the Secretary of War）埃德溫•司湯頓身上。在電影中，從頭到尾，基本上都是這位主張穩定壓倒一切的部長力圖快速而強有力地解決這一案件，瑪麗•蘇拉特一個人的死在他看來只是必要的微小代價。

就像片尾引述了西塞羅的名言：「戰時無法律」，軍事法庭審理了瑪麗•蘇拉特案，而這僅僅是一起普通公民的刑事案件。在此案之後，美國法治有所改進，最高法院限制了軍事管轄權，並啟用了陪審團制度——瑪麗•蘇拉特的兒子，約翰•蘇拉特，真正參與策劃林肯被刺案的同謀犯，最終被陪審團認定無罪。這對九泉之下的瑪麗•蘇拉特真是莫大的諷刺。

雷德福擅長討論此類正義公理之類的話題，可惜，他也沒改掉之前那副說教氣濃重、菁英立場鮮明的面貌，這讓《共犯》對瑪麗•蘇拉特的同情變得先入為主、一廂情願。強權對公理的壓迫固然是現代民主社會必須警惕的頑疾，然而對史料選擇性陳述，又或者在部份虛構的基礎上翻新歷史，那同樣是站不住腳的宣傳。

陪審團又怎麼樣呢？在《12怒漢》《失控的陪審團》裡，我們都看到了，烏合之眾是如何被操控和說服的，真相反倒位居次席。制度沒有完美，對試圖堅持良知的雷德福來說，也許他應該先放一放觀點和立場，急於傾訴和偏聽偏信往往是一對好兄弟。《共犯》的可貴不在於瑪麗•蘇拉特被冤死，而是展現那些狂怒的大眾。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