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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救援:盧安達風雲--Beyond the Gates

杀戮禁区/战地救援:卢安达风云(台)/猎犬

7.7 / 10,378人    115分鐘

導演: 麥可坎頓瓊斯
演員: 約翰赫特 休丹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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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澤雅痞

2012-04-14 07:54:27

從電影回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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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安達,中非國家,主要的民族成份有胡圖族、圖西族和特瓦族等。1994年4月6日,盧安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死於空難,這不是意外,而是一個陰謀。哈比亞馬納與圖西族簽訂的共享權力協議激怒了胡圖族激進分子事後,於是他們製造了這場暗殺。然而事情並非就此結束。胡圖族迅速掌握了盧安達政權,4月7日,震驚世界的盧安達大屠殺開始了。電影《獵犬》(又名《殺戮禁區》)就是在這個真實的背景之下展開的。
與講述盧安達種族屠殺的其他文藝作品不同,《獵犬》聚焦到一所小學,並且別出心裁地從白人的視角出發,為我們從另一個側面展現了18年前的盧安達大屠殺的情況。他們見證了殘暴而令人憤怒和扼腕的一切——由於有聯合國軍隊的駐守,胡圖族人不敢輕舉妄動,小學便成為屠殺開始之後人們的臨時避難所。然而空間有限,在這個狹窄的「禁區」之外,無數不幸的圖西族人在受盡虐待之後死在了自己同胞的屠刀之下。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鏡頭停留在那些正在被毆打的圖西族人身上,流著鮮血的身子不能控制地顫抖著,眼睛裡充滿了絕望和恐懼,被折磨殆盡便被拉到樹林裡,伴隨著痛苦的呻吟而死。在完成了一次屠殺之後,胡圖族人便像舉著勝利的旗幟一般舉起自己手上的刀子,歡呼著走在屍橫遍野的大街上。我看著他們麻木甚至喜悅的表情,百感交集。他們本是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之上,說著同樣的語言,有著同樣的膚色,不管是出於對權力的渴求還是剷除異己的心理,無疑這是病態和錯誤的。光是一聲同胞的呼噢,就足以讓那些激進的胡圖族民兵自慚形穢。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都無法友好相處,又哪裡來的世界和平?這不但是盧安達的慘劇,也是全人類的悲慟。

源於「分類」的人性之惡

 「分類」的思想像一顆無可救藥的毒瘤一般伴隨著我們。我們把地球分成五大洲四大洋,它們在語言誕生之後又被人類賦予了不同的名字,我們又把每一塊大陸分成了若干塊土地,一條條莫須有的界線隔開了不同國家的人,在每個國家的內部,又有著不同的民族,每個人都在每個層次的分類中對號入座。然而這種分類究竟有無必要呢?如果沒有圖西族和胡圖族之分,如果沒有黑種人和白種人之分,如果沒有國家之分民族之分,也許人類不會像今天一樣井井有條,所謂的文明程度也不會以迅捷的速度攀升,但是我想盧安達大屠殺的悲劇,甚至歷史上所有大屠殺的悲劇都不會發生。
白人的選擇
主人公喬伊是小學中的英語老師,白色的皮膚成為他的護身符。在他親眼目睹了自己昔時好友成為不義的一方,手持沾滿鮮血的屠刀出現在他面前時,他久久無法釋懷,開始想要做些什麼來幫助那些無辜的圖西人。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力不從心」根本不足以訴說喬伊那種混合著恐懼、憤怒和悲慟的心情。儘管他答應了瑪麗自己不會離開,他還是坐上了聯合國的卡車。我完全理解他的選擇,正如他在影片的結尾與瑪麗再會時所回答的一樣:「因為我怕死。」——這便是真實的人性。我們不能說他醜惡或是不講信用,因為在一個動盪的環境之下,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像牧師一般的偉大。我們畢竟都是有著求生本能的正常人。
克里斯多夫是一個理想的角色,他的所作所為讓我想到了《金陵十三衩》裡的冒牌神父。一個是盧安達屠殺,一個是南京大屠殺,一個發生在國與國的戰爭中,一個存在於民族與民族的敵對中——然而這兩者是沒有什麼分別的。撇開宗教信仰不談,不管信佛主還是信上帝,神父這樣一個角色的存在給了我們一絲希望,讓我們在壓抑得喘不過氣的驚悚氛圍中得以抽身,繼續相信這個世界還有善與溫存,人類還有愛與希望。最讓我欣喜的是,在真實的歷史中,神父確有其人,他的名字叫做威詹克•庫瑞克,他選擇留在盧安達,為人們做彌撒,最後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很多的圖西族人。
有人批評說聯合國是吃乾飯的,打著維護和平的旗號卻只是在這場種族大清洗中袖手旁觀。這又引發了我對於武裝力量存在利弊的思考。如果沒有軍隊,學校不會成為「禁區」,最後包括瑪麗在內的人都不可能活下來。但是在電影中,面對圖西族人的懇求,頭戴藍色貝雷帽的維和士兵只能抱歉地對他們說:「我們是軍人,只能服從上面的命令。他們只要我們『觀察』,若沒有傷及我們自身則不允許開火。」的確,如果聯合國在此時動手,必然會被扣上「干預別國內政」的帽子,然而如果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角度,這些是否可以暫且放在一邊呢?對於一個世界級別的有著嚴格制度和規則的組織而言,我想這的確很難做到。然而我仍舊期盼著在場的任何一個維和部隊的士兵,能夠做些什麼,打破這種所謂的制度與規則。很顯然,電影與歷史都讓我們失望了。聯合國的新聞發言人用她閃爍其詞的外交辭令迴避了他們的責任,與克里斯多夫相比,這個國際性組織的膽小和懦弱無法不讓人唏噓。至於其他只求明哲保身的大國,我們更是沒什麼可說的了。

從電影反思歷史

歷時一百多天,八十幾萬受害者,我很難相信這樣的場景真正存在於盧安達的歷史中,存在於人類的歷史中。20世紀的末尾,是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一個時代,我們自詡已經進入了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圖西族人的悲劇讓我又一次懷疑所謂「文明」究竟是好是壞。無論如何,這場悲劇將永遠存在於人類的苦難史中,成為我們沉痛和悔恨的記憶。從電影回到歷史,18年前的四月天,必定是陰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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