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口述實錄：去一個傳說中的城市

　　去年我拿到了韓國全州電影節一個叫「三人三色」的計劃。剛開始事到這個計劃以後，我自己也不大知道要拍什麼。後來就突然想到大同。大同對我來說是一個傳說中的城市。每一個山西人都說那兒特別亂，是一個恐怖的地方，我就想去那兒看看。而且當時有一個傳說，對我特別有誘惑。就是傳言大同要搬走，因為那裡的煤礦已經採光了，礦工都下崗、然後正好是開發大西部煤礦已經採光了，礦工都下崗、然後正好是開發大西部，說要把所有礦工都遷到新疆去開石油。傳說里那裡的每個人都在及時行樂，普通的餐館都要提前30分鐘訂好。大同跟我的家鄉在一條對角線的兩端，在人文的意義上，它和呼和浩特、張家口更加有親近感，太原反而是一個太遠的地方。這又是一個沒落的城市，有文明古蹟在證明它的古老。

　　我帶著對一個城市的幻想去了那個地方。去了之後、我特別興奮，因為它跟我想像的沒有區別。那些傳聞給我的點點滴滴和我去了看到的差不多，惟一不同的是那個謠言已經過去很久了。我就這樣被這個城幣吸引。剛開始我覺得這個城市特別性感，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因為能感覺到那個空間裡的人都特別興苗，充滿了慾望，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裡面生機勃勃。

　　我的焦點沒有一開始就落在公共空間。開始我甚至想去做訪問，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在那兒開桑拿，很多人晚上就在那裡過夜，我想去訪問這些不回家的人。後來放棄掉了，因為我覺得不需要人家告訴我什麼，我也不需要跟他說什麼，放棄所有的語言，看他的狀態就足夠了。這也是這個片子沒有字幕的原因：你沒有必要聽清人物在說什麼，他的聲音是環境的一部份、他說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樣子。

　　後來慢慢地深入拍下去之後，我找到了一種氣氛。我特別喜歡安東尼奧尼說的一句話，他說你進入到一個空間裡畫，要先沉浸十分鐘，聽這個空間跟你訴說。然後你跟它對話。這幾乎是一直以來我創作的一個信條，我只有站在真的實景空間裡面，才能知道如何拍這場戲，我的分鏡頭差不多也是這樣形成的，它對我的幫助真是特別大，在空間裡面、你能找到一種東西，感覺到它，然後信賴它。

　　我拍了很多空間。火車站、汽車站、候車廳、舞廳、卡拉OK、撞球廳、旱冰場、茶樓……後期剪輯的時候，因為篇幅的限制，好多東西不得不去掉，我在這些空間裡面找到了一個節奏、一種秩序。就是許多場所都和旅途有關，我選擇了最符合這條線的東西。

　　空間氣氛本身是一個重要的方向。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空間裡面的聯繫。在這些空間裡面，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過去空間和現在空間往往是疊加的。比如說一輛公共汽車，廢棄以後就改造成了一個餐館；一個汽車站的候車室，賣票的前廳可以打撞球，一道布簾的後面又成為舞廳。它變成了三個場所，同時承擔了三種切能，就像現代藝術裡面同一個畫面的疊加，空間曾加2後我看到的是一個縱深複雜的社會現實。

　　這個電影就這樣不停地在抽象，有一些情節性戲劇性的，我都全部把它拿掉了，一直到最後，就剩下那些狀態，那些細節，我希望最後這個電影能吸引大家的就是那些面孔，那些人物。

　　我是第一次用DV拍片。實踐DV的過程和我想像的有些不一樣。我本來想像可以拍下特別鮮活的景像，但事實上我發現最可貴的是，它竟然能夠拍下抽象的東西。就好像人們都在按照某種秩序沿著一條河流在走，DV的優勢是伽可以踏進去，但你同樣也可以與它保持客觀的距離、跟著它的節奏，沿著它的脈搏，一直注視著它，往下走，進行一種理性的觀察。

　　我們有很小的一個工作組。攝影師、錄音師、製片，還自一輛車，早上起來就開著轉，看到什麼拍什麼，非常放鬆，毫無準備地，探險式地，漫遊式地去拍攝，我想DV給我們的自由就是這種自由。電影是一種工業，拍電影是一個非常有計劃性的工作，一個導演獨立製片的方法也是為了儘量減少工業帶來的捆綁和束縛。那種束縛不單是製片人的壓力，電影審查的控制，電影製作方法本身也是一種規範，DV帶給人一種擺脫工業的快感。在拍公共汽車站的時候，當地的嚮導先帶我們去煤礦拍了一個工人俱樂部。出來以後，就是電影裡那個地方，正好有一些人在等車。太陽已經開始下來，一下就有被擊中的感覺。我就拍這個地方，一直拍，一直拍，拍了很多東西。當我拍那個老頭兒的時候，我已經很滿意了，他很有尊嚴，我一直很耐心地拍他，當我的鏡頭跟著他上了車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女人就闖入了，我的錄音師說我那一刻都發抖了。我注視她的時候，她的背景是非常平板的工人宿舍區，那時候我特別有一種宗教感，就一直跟著拍；然後又有一個男人突然進入了，他們什麼關係，不知道，最後兩個人都走掉了。整個過程裡面，我覺得每分鐘，都是上帝的賜予。

　　這也是這種製作方法給你的。我可以耗一下午，就在那兒一直拍。但如果是膠片，就不太可能拍到這些東西。你要考慮片比，差不多就走掉了。但現在我可以非常任性地拍攝，因為你任性下去的成本很低。

　　但DV也有很多技術上的侷限。我用的是SONY-PD150的機器，我覺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它的焦點問題，它沒有刻度，很容易跑，時刻得特別小心。另外外景的時候，在強光之下，色彩很糟糕，景深也不好，如果遇到一些發亮的線，特別是金屬的橫線，因為波形不同，它會有一些閃動，畫面就不太穩定。

　　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叫《業餘電影時代即將到來》。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大家都談這個問題，但談論的過程中我覺得有一些誤解。我所談的業餘電影是一種業餘精神，和這種精神相對應的是一種陳腐的電影創作方法，特別是電影制度，但對作品應該有非常高的要求。DV能夠獲得影像絕對是一個革命性、顛覆性的進步，但另一方面，一個作者，並不能因為拍攝的權力容易獲得，就變得非常輕率，就不會珍惜它。

　　我九五年拍過一個紀錄片(《那一天，在北京》)，九六年的時候拍過，但是沒有剪。在拍了兩個電影以後再來拍紀錄片，我發現我找到了一個方法。因為當你拿起機器去拍的時候，這個工作本身強迫你去見識那些沒有機會見識的空間、人和事。我想一個導演慢慢地會有不自信，不是不自信拍不好，而是描述一個人一件事的時候，你會懷疑：人家是這樣想的嗎？他的價值觀，他想問題、處理事情的方法真的是這樣的嗎？我如果一直在那個環境裡，我完全能設身處地地寫小武，寫文工團，但是隔得久了，我會不能確定，因為與他們的生活已經有隔膜。

　　但是紀錄片能夠幫助一個導演擺脫這樣的狀態。當我覺得我自己的生活越來越被改變，求知慾越來越淡薄，生活的資源越來越狹小，紀錄片的拍攝讓我的生命經驗又重新活躍起來，就像血管堵了很長時間，現在這些血液又開始流動。因為我只能夠設身處地為自己的角色去尋找依據，我又回到了生活的場景里，並從那裡接到了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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