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高度

美國人曾開玩笑說：假如你不把陪審團制度和其他國家的制度相比，那麼它真是糟透了。12個家庭背景、職業、信仰、種族等等都不同的人的隨機組合，一群法官之上的法官，黑白電影裡對一個無關於己的是非認定激烈爭執，民主不是培養和諧共處的應聲蟲，而是為信仰、良知這樣不能給人實惠的東西碰
            個頭破血流。
              
            所以劇中的一位遲暮之年的陪審員也會有這樣擲地有聲的言論：我們來到這裡，無論判決好壞，對我們個人生活而言，沒有任何影響，這就是我們之所以成為強國的原因。
              
            美國的司法制度中，法官認定法律問題，陪審團認定事實問題，對於一級謀殺這樣的重罪，需要12名陪審員達成絕對一致的意見。悶熱的房間內，多數人急著做出判決。12名陪審員神色各異，有人西裝筆挺，有人衣著寒酸，我們的亨利方達凝視窗外沉思不語，有位戴帽子的仁兄誇誇其談，急著投票結束後去看8點的棒球比賽。同一事實認定面臨12種截然不同的知識結構、價值取向。投票是11比1的有罪多數票。面對眾人不可理解的質疑，少數派亨利方達的始終堅持這樣的態度：it
            is possible.他不能在無法合理懷疑存在的情況下做出攸關人命的投票。所有的法治說到底都繞不開人治。
              
            群體未必能比個人做出更正確的決策，群體會削弱自我感，產生集體匿名感，比如暴民就是這麼產生的。群體會產生從眾現象，受制於追求一致性壓力之下，少數派往往面臨這樣的選擇：要嘛屈從與自我審查壓力，將疑慮壓下去，與多數意見妥協，要嘛堅持自己立場，成為眾矢之的。
            而亨利方達就是這樣死扛到底的少數派，一些早已認定謀殺罪的陪審員出言諷刺，但這個少數派不卑不亢，邏輯分明，他有追求正義的良心，也有說服人心的思維，在他對多數派意見的挑釁下，被偏見或是漠然左右的人群開始一場劍拔弩張的意見衝突，每個人都被逼到審視自我的絕境上，堅持有罪的人要考慮自己對真相的認識是否為偏見與蒙蔽，堅持無罪的人要考慮自己的懷疑是否合理。交替發言、互相辯論，質疑、懷疑、信服、轉變，每一輪投票都每個人在這種高密度的討論中都以自己的良知做出了選擇。
              
            亨利方達那樣菁英類的人物固然可貴，而影片中最後一位放棄原本有罪投票的陪審員同樣令人尊重。他曾經固執己見，情緒激動之時差點拳腳相加，但集體討論中那些不得不令人直面的疑點，他終於拋棄原本的陣營，痛哭流涕。排除偏見，真的有如割肉解套。慶幸的是，每個人都視良知重於面子。這不是某個人的勝利，而是某個群體的勝利。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曾說，陪審團制度在維護民主起到的作用上，比選舉權還要重要。人制定制度，制度培養人，民主的素質就是這樣養成，當一個不關己的人的生命交付到自己的抉擇上，對生命的尊重、對正義的追求是對民主權利最切身的體會。
              
            最後一輪投票結束了，傾盆大雨也告停，走到法院的臺階前，其中一名陪審員過來問亨利方達的名字，兩人簡單寒暄後，分道揚鑣，各自消失街頭。普通民眾其實才是名不見經傳的歷史洪流。一個社會民主所能達到的高度不是取決於菁英的高度，而是普通人所能達到的高度。
              
            12個人就像美國社會的眾生相，有意見領袖，也有追隨者，陪審團制度的運作就像是美國社會的縮影，有民主的鬥士，也有樂於追求真理的普通人，重要的不是將所有的問題都當作意識形態來處理，而是你可以有這樣的觀點，也可以有那樣的觀點，你想讓我為你叫好，請來說服我。
              這是50年前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