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觸摸，生命和苦難的生生長流

阿巴斯以攝影機為筆，書寫下一首一首溫情雋永的散文與詩。這些電影，把蘊藉的情感滿蓄在影像之下，對生命中一些不可言說的事物以緘默和留白來表達，深具一種東方式的「靈韻」。與此相反，他的電影所展現的故事、以及故事裡的人卻大都陷溺在貧窮苦難的沼澤里，就如同《特寫》裡的薩巴奇安所說的，生活充滿著「靈魂的煎熬」。

阿巴斯的電影語法，常以形式的奇特和風格的雋永去對沖生活的苦難。《特寫》中，薩巴奇安，這個在底層掙扎的滄桑男子，於法庭之上供述自己的全部行騙經歷，這些呈堂證供，除了是對自己行騙之罪的擔負外，更多的是在向作為慈愛公正之化身的真主與法官的哀訴。生活中那些永無止盡的苦澀漫漶成薩巴奇安生命的底片，他講述自己卑微的工作，不幸的婚姻，以及為了吃一頓飽飯而假冒馬克馬爾巴夫導演的經歷，這些苦難的元素最後都在電影尾聲裡的一盆紅花中收梢。以一盆送往被騙人家的鮮花作結，就像一束明亮的光，溫暖了影片主部所揭示的那個底層世界，將黑暗和苦難比了下去，召喚出觀影者心中的柔情。

更奇特的是《特寫》的構思和攝製手法，阿巴斯以現場記錄、現場調查的方式參與到影片之中，成為結構全片的故事動因，這樣就生成了影片飽滿的紀實性和逼真度。在法庭里，導演阿巴斯向薩巴奇安說明攝影機的機位設置，以及庭審過程中追問薩巴奇安假扮馬克馬爾巴夫導演的動機，包括最後一場的跟蹤拍攝過程中音軌的失效，如此等等，這些紀實、紀錄方法的應用，除了是導演對常規電影拍攝的逆反外，更深層次來說是一種拒絕媚俗和煽情的行為，作為一個有智慧和靈魂的導演，煽情、媚俗是虛弱無力和反倫理的表現，偉大的導演應該學會簡離的藝術，他必須審慎的切割自己與觀眾同煽情和媚俗之間的聯繫。按照阿巴斯的話來說，他所做的這些，正為「減低觀眾的情緒」。

「減低觀眾的情緒」並不意味著去化解苦難，生活的苦難也無法在導演的手中被化解。在阿巴斯的故事裡，萬事萬物沒有大團圓式的溫馨結局，而僅僅只能更本真的去貼近去觸摸生命和苦難的生生長流······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