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影評，書摘而已

在論及後現代社會理論的緣起時，理論家們勾勒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三大社會事件，其一便是20世紀30年代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事件。這種對於現代性的懷疑與質問在這個問題上的體現，全然不同於大家從行為主義或者人性論角度對大屠殺的分析，有點不一樣的感覺，剛好今天這本書終於看完，有空於是MARK之~
以下是正文


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重要傳人——阿道爾諾曾有一句名言：「奧斯維辛之後，詩已不存在。」阿道爾諾在這裡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在大屠殺事件之後，以啟蒙文化為核心的現代性已經成了一個問題。「就進步思想的最一般意義而言，啟蒙的根本目標就是要使人們擺脫恐懼，樹立自主。但是，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最令人恐懼和痛心的是英國社會學家鮑曼所指出的：「大屠殺可能遠不僅僅是一次失常，遠不僅僅是人類進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離，遠不僅僅是文明社會健康機體的一次癌變；簡而言之，大屠殺並不是現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個對立面。」不過，對啟蒙最深刻的反思並不是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所謂的「啟蒙辯證法」，也不是鮑曼所說的「文明化進程的道德後果」，而是法國思想大師福柯在「什麼是啟蒙」一文中對「啟蒙的挾持」的批判。福柯拒絕對啟蒙表現出非此即彼的鮮明立場，而是將啟蒙視為一種臨界的態度，以及對我們有可能逾越的界限所進行的一種歷史——實踐性的檢驗。也就是說，在福柯看來，啟蒙的信念是否還值得堅持，這並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最關鍵的在於帶著對自由的渴望去考察和追問我們的界限。正是這樣一種啟蒙觀，意味著對法國大革命以來的經典啟蒙文化的根本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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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鮑曼接續他（阿道爾諾）的思路，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提出了大屠殺之後何為社會學的問題。他深刻地批判了現代性的非道德後果：「（西方現代）文明化進程是一個把使用和部署暴力從道德計算中剝離出去的過程，也是一個把理性的迫切要求從道德規範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擾中解放出來的過程，」因此，「大屠殺式的現象必須被看成是文明化趨勢的合理產物和永久的潛在可能。」大屠殺實際上是韋伯關於理性化從輕飄的斗篷變成沉重的鐵籠的悲觀預言的證實，因為大屠殺告訴現代人，「大多數人在陷入一個沒有好的選擇，或者好的選擇代價過於高昂的處境中時，很容易說服他們自己置道德責任問題於不顧（或者無法說服他們自己面對道德責任），而另行選取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準則。」在《現代性與矛盾性》中，鮑曼則批判了現代性的虛假透明性、反矛盾性。他一反在《立法者與闡釋者》中的某種中立立場，對哲人的立法理性夢想、對那種確保人為設計的秩序的至高無上性的做法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他看來，大屠殺之所以會發生，與現代性力圖消除矛盾性的做法一脈相傳。他指出，能夠真正抗衡並最終抵消現代性的工具性及其工具——理性心態中的種族大屠殺的潛在性的唯一因素乃是權力的多元主義。唯有多元主義才能使行動的道德責任感回歸其自然的承擔者——行動的個體。




賈春增，《外國社會學史（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3），P364-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