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的思考——《俠影之謎》and《黑暗騎士》

在《黑暗騎士》當中，導演克里斯多福 諾蘭完成了自己有史以來最為華麗的一次轉身，他不再迷戀於自身所擅長的碎片化的敘事技巧，而搖身一變「自甘墮落」的被黑暗所侵襲，他一改傳統漫畫電影的科幻風格，而直接將電影中的高譚「變成了」混亂紐約，正反派角色的決鬥，也儼然一副紐約黑幫火拼的場景。經過如此改造之後的《蝙蝠俠》，丟掉了暑期好萊塢大片的爆米花味，而脫胎換骨為意味深長的黑幫史詩。其實，諾蘭的這種改造，在他的上一部蝙蝠俠電影中已經初見端倪，在《俠影之謎》中，導演就大量討論超級英雄的誕生過程，將主角降格為普通人，這就為《黑暗騎士》的寫實主義鋪平了道路。其實拋開這種成功的改造，這兩集諾蘭的蝙蝠俠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政治。
 在《俠影之謎》中，諾蘭在政治合法性的討論中首先將矛頭指向了單一意識形態政治，通過對這種政治傾向的審判，導演揭示了烏托邦思想的冠冕堂皇，在影片中，影武者聯盟流傳百年，以消除罪惡為使命，每當文明滿足他們所謂的腐朽標準後，就將其毀滅。在這裡，諾蘭以影武者聯盟來影射當代中國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導演看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提供了當代關於意識形態的唯一範本，這在影武者聯盟的所在地—西藏和些許關於中國的言談都可以感受的到。當跨過這些偏見後，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來說，意識形態的總體化在現代西方受到了懷疑和批判，人們普遍認為，這種烏托邦化的社會設計論是導致極權主義的必由之路。總體設計「掃蕩一切，不留下一塊沒有翻動過的石頭,他渴望建立的不僅僅是比我們更好一點的社會，而是一個完全消除了所有醜惡的世界（卡爾 波普爾）。」在單一意識形態控制下的社會中，統治階級權力必然會被無限放大，這種放大將會導致政治力量的單一化，於是，競爭性的喪失帶來了政治道德基礎的虛無。而此時，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只能依靠自我指涉，而與人類真實的道德情感無關，因此，為了維持其虛假的合法性，統治階級會製造美麗的幻景來鼓吹未來盛世，而人的所有行動都會被嚴格設計，以達到維持其統治的目的。奧威爾的《1984》就為我們展示了一副這樣的可怖場景。此時，居於其間的人產生了這樣的人格斷裂。行動被嚴格控制，卻自我意識為自由，作為明顯是犯罪，卻自我意識為正義，就如影武者聯盟在毫無人性殺戮時，以正義自詡一樣。自此，諾蘭已經完全拆除了單一意識形態政治的基礎，就如伊安 夏皮羅所說，政治需要以道德為基礎，因此，即使是混亂如高譚市的社會，也不能以這種喪失道德基礎的政治的來重建。
如果說《俠影之謎》還只是稍作筆墨的批判了單一意識形態政治的合法性，那麼《黑暗騎士》就是真正的政治為先，影片中有著大量的關於政治的討論，這在蝙蝠俠，小丑，哈維 鄧特的富有張力的角色交鋒中都可以看到。對於布魯斯 韋恩，他的超級英雄身份的合法性開始遭受質疑。在其飛簷走壁，打擊犯罪，主持正義時，蝙蝠俠就不自覺的將自身凌駕於結構良好的社會法律之上，一切社會及個人行為均將接受蝙蝠俠的個人監督，而犯罪行為也將由蝙蝠俠來進行審判。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準則的衡量將變的個人化，這將完全依賴於蝙蝠俠的個人道德水品，因此，一旦蝙蝠俠的個人道德準則與人類天然的道德情感相悖，哈維 鄧特的悲劇將會在布魯斯 韋恩的身上重演，同時，當打擊犯罪的行為不得不以犯罪行為來執行時，蝙蝠俠必然會複製《俠影之謎》中影武者聯盟的危險的意識形態理念。這些困境在蝙蝠俠與低級別的犯罪行為相碰撞時並不顯現，但小醜的出現改變了一切。小醜的身上有著天然的犯罪基因，他並不是某種利益驅使而去犯罪的，在他看來，犯罪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這種徹底的惡的概念是他的人生信條，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這種徹底的惡不再和從這種從人道上可以理解的邪惡的動機有任何關係。而在哈維鄧特身上，卻體現著政治社會組織的最大矛盾。檢察官的這個角色，本身就體現著一個良善和自由的社會組織形式，他基本上可以等同於純粹的古典自由主義所宣稱的國家組織形式，在這個以個人自由為先的良善社會中，國家必須保持善觀念的中立，也就是說，國家不能通過倡導一種生活來宣揚一種善的觀念，也不能遏制一種生活來否認一種善的觀念。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國家對於居於其中的公民行為是無法做出道德判斷的，同時也無法進行引導和抑制。因此，在影片中，哈維鄧特對於小丑是無力的，他只能期望蝙蝠俠來解決這個問題，這相當於依靠各種公民間的道德力量博弈來維持社會基本道德準則但當極端的國家中立和個人自由發生時，一旦這種博弈的平衡被打破，國家立刻就會無力對公民中的無道德傾向做出回應，這必將導致一個良善社會的變質。就如羸弱的魏瑪政府生出了法西斯這個怪胎一樣。在小醜的蠱惑下，哈維鄧特也變成了雙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