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漢》一個烏托邦的救贖

這一本電影中的中心案件——兒子殺父，讓我想到的是法國文學家加繆（アルベール・カミュ（Albert Camus）的那部西方現代主義文學（モダニズム文學）史上的名作《局外人》L'Étranger （日文『異邦人』）。其中和男主角（日文的名字：ムルソー）一起被同時審理的案件還有一起兒子殺父的案件。此小說披露的那種荒誕absurdity（日文：不條理），異化alienation，正是對現代性的控訴，也是對現代司法制度冷酷，非人性的異化的揭示。小說中主人公，一個安份守法的普通職員，ムルソー所犯下的偶然的殺人行為，竟然因為其在母親的葬禮中沒有哭，等生活細節的挖掘而被指判為蓄意殺人，最後被判處死刑。而小說中的一個細節一直讓我很好奇，那個被認為是那一季中最重要的新聞炒作點的殺父案件會如何審判？

《十二怒漢》中的中心案件就是兒子殺父，同時審理的時間也和加繆的小說《局外人》類似，是炎熱的夏季。這本1957年拍攝的電影，無疑讓人察覺到其中和加繆寫自於1942年的小說《局外人》的潛在相關性 （affinity）。

當然，其中的區別也是明顯的。加繆讓主角ムルソー在司法沉默中被判死刑，而在《十》一片中那個殺父的青年人（雖然同樣美國的司法程序似乎不比法國好，也是不給被告申述的機會）則很幸運的遇到了8號陪審員的據理力爭，最後說服了其他的11位陪審團成員，判其無罪。

《局外人》滲透的是加繆存在主義式（実存主義（じつぞんしゅぎ、英: Existentialism ））的悲觀氛圍，也為其之後的《シーシュポスの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中對「不條理な論證」，「不條理な人間」，「不條理な創造」的討論奠定了基調。那是一種對理性(りせい、reasion)的批判和不信任，也是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的西方思想家對於理性和科學，以及受其主宰的西方文明的反思和質疑。

相反，《十二怒漢》中8號陪審員的那種正義感，對人的生死的嚴肅態度，對承堂證供的邏輯分析是康德（カント，Immanuel Kant）式的。在加繆看來正是這樣的康德式的理性作為形上學（形上學（けいじじょうがく、英: Metaphysics，獨: Metaphysik））奠基了西方現代性的荒謬（不條理）。相反的在片中的反面角色，則不是被指認為犬儒主義者，就是被暗示為非理性。而影片的大結局，人們在一連串的論證說服下，連最後一個人也因為對自己個人非理性執著的放棄而同意對少年的無罪宣判，似乎也可以看作理性對非理性的勝利。

於此相比以歐洲為代表的法國思想家們通過對2次世界大戰的反思，並不對理性抱有太大的希望，而更多的看到的是理性的偏離對西方社會產生的異化和荒謬性，以及所帶來的巨大的災難（世界大戰，剝削，殖民主義等）。這也是加繆的《局外人》所希望表達的氣氛。

而二戰後的美國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經濟飛速增長，並確立了西方世界霸主地位，《十二怒漢》劇本作者レジナルド・ローズ（Reginald Rose）在這樣的背景下似乎更傾向於期待一個康德式的理性批判的回歸來解決現代性所造成的種種問題，去糾正荒謬性和異化。其潛台詞是，他把這個荒謬性和異化認為是非理性，而不是，是對理性的偏離。但無論如何8號陪審員的形像在現實的社會中過於理想化，如同是一個對現代性的黑暗起拯救作用的彌賽亞（メシア）的形象。因此此片最後的圓滿結局，那最後的救贖是非常烏托邦的。

《十》似乎是始於對存在主義哲學問題的承接，運用了一個偵探小說慣用的理性分析，強調正義和人性，最後卻只能期待一種不切實際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