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革命與繼續革命——評《讓子彈飛》

《讓子彈飛》最重要的一段對話發生在影片的結尾部份，在這個圖窮匕見亮出底牌的時刻，張麻子問黃四郎「你說是錢對我重要，還是你對我重要？」這個問題之所以要緊，是因為，它其實是在問，「你知道我是誰嗎？」而兩個選擇代表了兩種身份：第一種身份是土匪，只圖錢財，不問是非，這樣的人，一定會認為錢更重要；第二種身份是造反者，造反者比土匪更有野心，試圖推翻當權者，取而代之，這樣的人一定會認為推翻當權者比掠奪錢財更為重要。在黃四郎的眼裡，張麻子並不是簡單的土匪，所以，他回答說「我」。然而，張麻子給出了一個出乎意料的答案——「你和錢對我都不重要，沒有你，對我很重要」。這個答案擊潰了黃四郎最後的一點矜持，因為這個答案的背後，是一個他從來沒有料到過的身份——革命者。


其實，這個國家對革命並不陌生。辛亥革命十年之後的南國，人們依然習慣於下跪，區別僅僅在於新的權貴取代了舊的權貴，壓迫的方式則在槍炮的武裝下更加殘酷。幾乎是差不多的時間，在稍微往北一些的長江下游，從北京回故鄉省親的魯迅碰到的依然是一個「骨子裡都是依舊」的凋敝鄉村。在革命中叱吒風雲的革命黨，在革命之後產生了分化。
無疑，黃四郎是辛亥革命之後坐享革命紅利的既得利益者。在鴻門宴上，黃四郎說，他二十年前見過張麻子，那時候張在明處，他在暗處。而二十年前，張牧之可能正是反抗青廷的革命黨。黃家藏有一顆珍藏版地雷，該地雷的雙胞胎兄弟正是辛亥革命的第一響。黃四郎很可能也是早期的革命黨成員，甚至參加過十幾年前的那場革命，在革命後，成為革命新貴，祖輩的基業加上黃的革命資本，造就了雄踞鵝城的南國一霸。
而張麻子則是革命中另一類人的象徵。張麻子是某種南國方言中張牧之的諧音。張牧之象徵的是一種致力於達成革命最初承諾和最終精神的力量，是革命純潔性的捍衛者——正如同他所追隨的蔡松坡將軍。對於這些人而言，革命遠遠沒有結束，只要革命的最終目的沒有達到，就需要將革命永遠進行下去。
在影片中，蔡鍔與辛亥革命只是這個關係的一個表層的類比。更深層的類比在於，姜文用它建構起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之間的關聯。在這裡，姜文並不試圖區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在革命最純粹也是最直接的意義上，這兩場革命不過都是永不停息革命浪潮中的前後相繼的環節。


辛亥革命之後十四年的一九二五年，孫中山溘然長逝，留下的遺囑經汪精衛整理，濃縮為兩句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既然革命尚未成功，則需要繼續革命。晚年的孫中山，在繼續革命中最大的行動就是聯俄聯共。就在馬龐德帶著老婆唱著歌奔赴錦繡前程的時候，共產黨正在秘密的籌備之中。兩年之後，孫中山將這個新的政治勢力視作為國民黨重新注入革命精神的新鮮血液。孫中山看重共產黨人，並把發展組織的重任委託給他們。孫曾斥責一批告共產黨狀的國名黨員，說：「十三年來，民國絕無起色，黨務並不進步，皆由爾等不肯奮鬥之過。彼共產黨成立未久，已有青年二百萬人，可見彼等奮鬥之成績。爾等自不奮鬥而妒他人之奮鬥，殊屬可恥。」【1】
正是在聯俄聯共的政策之下，國民黨獲得了空前的活力，廣州成為了革命的中心，並最終埋葬了北洋政府。在大革命的節節勝利之中，國共分裂。土共上山當了土匪，國軍進城當了老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共認為自己才是大革命精神的真正繼承者，而進了城的國民黨，不過是「革命的叛徒」。
就是在這個時候，年輕的毛澤東正經八百地登上了歷史舞台，而鵝城中的好戲才剛剛開始。


很多人無法理解影片後半段撒銀子撒槍的橋段，因為按照商業大片的邏輯，此刻的張麻子應該率領餘下的兄弟衝入碉樓，以一敵百地血洗黃府，一波三折地滅掉黃四郎之後，英雄舉槍朝天空怒射，天地為之動容。最好順便在千鈞一髮之際救出被黃四郎抓走的花姐，然後兩人騎著高頭大馬消失在血色的夕陽中。然後出音樂，字幕。
但是，姜文和張麻子的野心顯然不止於此。在發銀子的晚上，戴著九筒的張麻子和戴著一筒的湯師爺有一段對話。「你不就是想當老天爺嗎？」「是啊。」「這跟收拾黃四郎有什麼關係呀？」「老天爺都能當，還收拾不了一個黃四郎？」
這段對話預言了後來張麻子用四個人攻破黃四郎碉樓的方式。如果把撒銀子的橋段視為一個政治寓言，恐怕沒有比土地革命更加適合的類比對象了。正是通過這場運動，農民被指認為一個階級，並第一次獲得了政治主體性。
二十年代，廣東海豐的舊式官僚在農民代表面前談及彭湃利用農民時，農會幹部的反駁是：「不是彭湃利用我們，是我們農民利用彭湃。」這些農民不一定認同中共的政治主張，但積極投身到了中共領導的土地改革中去。當他們為了保衛自己的鬥爭果實而奔向戰場時，更成為中共實現自己政治目標的最重要力量。


在圍攻碉樓的前夜，張麻子曾經讓老七在黃府的鐵門上打出了一個嘆號，然後自己又打出了一個問號。嘆號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而問號，則意味著對新的時代的疑慮。二十世紀前半頁行將結束的一九四九年，中共戰勝國民黨，取得政權。
一九四五年在延安，黃培炎問毛澤東，共產黨如何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的週期率？毛澤東答曰：「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十多年之後，新社會中的階層分化開始顯著起來，一個現代化的官僚層級製出現在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地平線上。
奪取政權之後，還要不要革命？毛的回答是肯定的。恰如曾向黃炎培所說的那樣，毛開始發動人民，只不過他的民主不是通過投票，而是通過群眾運動以及對文化領導權的爭奪——文化革命。正如蕭武所言，一個基本的事實是，1966—1968年的群眾運動時期，無論同時還存在著怎麼樣的高層政治權力鬥爭，一般勞動群眾熱情參加「革命」的原因只有一個，他們厭倦了這之前的僵化的等級制度。當曾經許諾給人們的一個平均主義的天國遲遲不肯出現時，只有等級特權越來越威脅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時，他們怎能不對「文化大革命」寄予厚望，怎麼能不激動打倒當權派？【2】
一般認為，毛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它在十年「文革」期間被廣泛宣傳，家喻戶曉，還曾寫入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和黨章，甚至還寫入了四屆和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修改通過的憲法, 影響十分巨大。它在最初提出時被評價為「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鬥爭的觀念，天才地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在病痛中去逝。隨後，文化大革命結束。《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評價，認為它是「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應該「堅決糾正」。


從一九八零年代後的中國，是一個「告別革命」的年代。教授先生們說：告別革命，中國不能亂；民主人士們說；告別革命，革命只能導致專制；社會菁英們說：告別革命，革命就是劫富濟貧；青年學者們說，革命就要流血犧牲；達官貴人們說；告別革命，穩定壓倒一切……告別革命，告別革命！在今天，即使最底層的中國普通老百姓也會像背順口溜一樣在不經意間流利的說出「中國不能亂」這樣有政治覺悟的話來。在今天，告別革命已經與市場經濟一樣成為了神話。無須任何意義上的質疑了，人們需要的只是牢牢的記住它，並中規中矩地遵守秩序，任何對「告別革命」的質疑都將遭遇「你是想要回到文革去嗎」這樣在反問，就像任何對市場的質疑都被指責為為專制辯護一樣，在說的時候就要準備著成為「人民公敵」。【3】
告別革命，同樣有著深厚的思想和實踐背景。正如鄒讜所言，在歷史實際政治中它可以上連美國改良主義政治與法國革命的對比，下連蘇聯的崩潰，中國的嚴重 災難，在思想上可以接連Edmund Burke以來的保守主義思想，……此外，從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的立場也可以引出告別革命的論點。【4】
一七九九年，柯勒律治寫信給他的朋友華茲華斯，建議他同廣泛的精神不振和順從競爭：「我希望你能給如下人寫一些詩，由於法國大革命的完全失敗，他們已經拋棄了對人類改良的一切希望，正在墮入一種差不多是享樂主義的自私之中，在對家庭的依戀和對想像性哲學的蔑視這種軟弱的名號下，掩蓋了同樣的享樂主義的自私。」【5】後革命時代的失落感是如此雷同，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彷彿跟這個革命的世紀沒有什麼瓜葛。而充斥在新世紀的東西則是美容、減肥、樓房、股市、美女、汽車。


姜文生得早，沒有趕上「告別革命」的好日子。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不斷革命時代的產兒，卻生長在一個告別革命的年代。這個問題是他人格的一部份，他需要一種表達，但他似乎也並沒有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他只是講了一個寓言，結尾要靠我們自己來完形。
若干年後，有人採訪姜文，姜文說：「趕巧我們這一代人，一九七六年以前的人吧，趕巧跟一批歷史創造的英雄同時代活過。毛澤東逝世時，我已經十三歲了，起碼這十三年我們是在同一個舞台上生活過，他的影響是不可迴避的。」
姜文曾在他的臨時寓所的寫字檯上、洗臉間、床頭，所有可以放書的地方，大都放著與「毛」字沾邊的書：有《毛澤東選集》，有研究毛澤東的書籍，還有毛澤東喜愛的書《容齋隨筆》。姜文說，守著這樣一個偉人，這麼大的一個世界，這麼多風風雨雨，比看「三國」要精彩得多。【6】
在一次採訪中，有記者問姜文，他是否要演毛澤東。姜文回答：「不是我說要演。我確實覺得這個人物是值得塑造的。但是，我不太相信現在又可能出有關他的成熟作品。很難，因為我覺得現在我們對他的認識恩怨性太強。我們很幸運曾經跟他生活過一段。他是中國這幾千年來能夠冒出頭兒來的這麼三、五人中的其中一個。他跟旁邊的人沒法比，什麼蔣介石，個兒太矬了。他的『往事閱千年，魏武揮鞭』，它實際上到後來是跟古人對話。現在太多的恩怨，對他，會扭曲了他的精神。當然把他精神話了是不對的。太簡單。因為中國有這個毛病，拽不下來，乾脆推成神。這挺好的！但是，他不是凡人！他做了凡人想做沒做成的事兒。當然，那有時代的原因；也有他個人的原因。還有一點，現在很多人為了不神化他，把他塑造成凡人的演法，這是很大的錯誤。把他演成了幹部了!他不是幹部!是個革命者英豪啊！他不是幹部！從這個詞來說，『幹部』是個日本詞。好比一棵樹，這叫幹部、根部、冠部。我看好多電影、電視劇，你怎麼能把老人家弄成一幹部？！這太不對了。他是個什麼人？！我還幾次都說，他沒有補助費，也不著眼前的利益，就能這麼一吶喊，就反了，就都跟著他長征去了。蔣介石那花了多少補助費，套半天詞，不跟著走！這完全不是一個境界！他，我覺得不能把他當農民。很多人把他當農民，我覺得很淺薄的。這麼說他我覺得是貶低自己。另外還有人說，他是因為受了知識分子的罪，才收拾知識分子。這個我覺得也太可笑了。其實，他本身是個很大的知識分子。他雖然沒去過西方，但從他的理論裡邊，有很強的這種世界知識集合在裡邊。包括他對哲學、辨證法的愛好。關鍵一點，他有種對理想的追求，和能夠清晰帶有煽動性地闡述理想的能力。不是靠銀子、許願啊，這不是。」【7】


關於革命和造反，阿倫特有一個區分，造反是以暴易暴，而革命是秩序重建。造反古已有之，而革命則是現代的產物。儘管阿倫特的《革命論》最後演變為一套「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的說辭，但其對於革命的這些指認是準確的。革命是啟蒙的後果之一，其最重要的稟賦在於，它不但是一種反抗暴政的暴力活動，同時也指向了一種新秩序的建構，這種秩序內在的價值就是革命行動的價值依據。阿倫特認為，這種價值依據就是自由。【8】
出於一種在冷戰背景下對馬克思後繼者們的失望，阿倫特對馬克思有一個誤解，認為後者「忘記了革命的本來意圖，是以自由立國」。這種指責之所以靠不住，是因為馬克思早就在兩個層面上對自由進行了重新認定。其一，在馬克思那裡，私有制之下的自由視為一種異化後的「偽自由」。解釋這一原則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對婚姻自由的論述：「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係，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派生的經濟考慮消除後，才能普遍實現。到那時候，除了相互的愛慕以外，就再不會有別的動機了。」【9】在馬克思看來，基於私有制的自由無非是「貧窮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平等（這種平等的邏輯後果就是共產主義）的基礎上才可能實現。其二，在談到「以自由立國」的時候，阿倫特的腦海中理想的革命形態是在她看來異常完美的美國革命，而其實，馬克思並非忽視了「自由建國」，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他早就對德國社民黨提出的「自由國家」的說法進行了批判。【10】恩格斯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付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的一種暫時的設施，那麼，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11】在這裡，等級制之下的自由，無非是「下跪的自由」。
因此，對於馬克思而言，革命的目的就是消除了私有制和國家之後的自由，而不是貧窮和下跪的自由，用張麻子的話來說，就是「站著，還把錢掙了」的自由。當鵝城新縣長馬龐德宣佈他給鵝城帶來三樣東西，「平等，平等，還他媽是平等」的時候，他就不再是一個土匪，而是一個宣佈「鵝城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革命者。


在其最純粹的意義上，只要貧窮和等級制依然存在，革命就永無止息。然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革命之後，應當是世俗生活的開始，而不是繼續革命，更不是永遠革命。

「大哥，我們去上海了。」
「不跟我回山里了？」
「還想回山里啊，您這腿腳都不俐落啦。」

「你不是要跟我當麻匪到處發錢嗎？」
「今天不是把錢都發光了嗎？還有比今天更過癮的？」
「這麼說，你改主意了？」
「那還用說嗎？」

「老三，你有什麼打算？」
「我要替二哥娶她。」

「老三，你跟我在一起不高興嗎？」
「高興，就是有點不輕鬆。」
「你們倆呢？」
「有點。」
「不輕鬆。」

「姑娘，你這麼拿著槍，更好看。」

在張麻子眼裡，最純粹的革命者一定是那個一枝槍對著自己，一枝槍對著敵人，在心裡裝著最美好理想的人。所以他要說：「姑娘，你這麼拿著槍，更好看。」


姜文曾經評價毛說：「我覺得他可以把幾萬人帶著遷徙，又沒有補助費，像摩西出埃及一樣。這種東西是精神上的，但他也很矛盾，很有悲劇性，他跟斯諾談的那段話裡提到，他的親人死了那麼多，我覺得那是他體會到某種悲劇感的時候。」【12】這樣悲劇感，不知是否可以稱作孤獨。「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老三，去上海還是浦東，浦東還是上海？」
「上海就是浦東，浦東就是上海。」

在影片的最後一句台詞中，姜文終於捅破窗戶紙，把現實和想像攪成一鍋渾水。姜文曾經引用述平的一句話來闡釋自己對真實的看法——「強勁的想像帶來真實」。在《讓子彈飛》中，他把中國二十世紀所有的革命講述成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有著最為荒誕的外殼，卻有著最為豐富的核心。
李零說：「二十一世紀，時光逆轉，歷史倒讀，好像什麼都可以翻案，但中國革命的案不能翻。」【13】費正清說：「革命總是遭遇一個共同的命運：在當時它們似乎像突然爆發的火山似的，既不可預側，又無法控制。但事過境遷回顧它們時，卻都漸漸淹沒在風景畫中，好像一座山的兩邊山腳，因和果都分不清楚了。」【14】於是，一切血與火最終都淹沒在湖光山色掩映中的那首《送別》之中，火車開向七十年後改革開放的浦東，尾隨的騎士沿著鐵軌獨行成一個孤絕的背影。這一切，像一個開始，又像一個結尾，更像是一個輪迴。


參考：
【1】孫中山：《孫中山文集》卷11。
【2】【3】蕭武：《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4】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
【5】拉塞爾•雅各比：《烏托邦之死》。
【6】【12】《三聯生活週刊》專訪。
【7】《新電影》專訪。
【8】阿倫特：《論革命》。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0】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11】恩格斯：《給奧•倍倍爾的信》。
【13】李零：《讀》。
【14】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