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可以走多遠

王怡/文

坊間，新出陶涵先生的《蔣經國傳》。記得1985年，我上初中，書攤上買到江南的《蔣經國傳》，16開本、以刊帶書。心裡震驚極了，想不到對岸的國民黨這麼壞。一時間，激發了我讀書向上、報效國家的情懷。
這是第一部描寫台灣白色恐怖的好萊塢電影。取名1965年的小說，《Formosa Betrayed》。1544年，葡萄人來台，稱她是福爾摩沙（美麗島）。影片雜糅了1981年的陳文成案和1984年的江南案。1981年7月，密西根大學的數學家陳文成，常在美國華人報刊上批評台灣。他回台期間，被警備總司令部秘密「約談」，出來後淬死於台大校園。留美學生紛紛示威，抗議國民黨暴行。2009年3月，馬英九就任總統後，指示最高檢察署重新調查28年前的「陳文成案」和「林義雄滅門案」。7月，台灣「最高檢」對涉嫌陳案的5位當年情治長官，作出了不起訴決定。
電影在主人公身份和案情設置上，花用了陳案情節。但故事大綱是參考江南案。1984年10月，寫《蔣經國傳》的美籍作家江南（劉宜良）在自家車庫被暗殺。FBI（聯邦調查局）指證，兇手是台灣「竹聯幫」的頭目陳啟禮和助手吳敦。美國要求國民黨引渡兇手，但施壓無果。後來，FBI宣稱，他們已掌握陳啟禮的一捲錄音帶，顯示有台灣軍情部門介入，元兇直指總統之子蔣孝武。蔣經國被迫於1985年1月，下令逮捕情報局局長、副局長和三處處長。1月13日，他透過中央社，承認情報部門捲入了江南案。8月，蔣經國接受《時代週刊》採訪時，黯然宣稱蔣家將不再有人承繼大位。1990年，劉夫人在美國起訴「中華民國」。勝訴，獲民事賠償145萬美元。

蔣經國晚年解除黨禁、報禁，他的荒涼心態和此案有莫大關節。美國也算恩人了，竟遠赴重洋，到美國國土上幹掉美國公民。國家走到如此地步，近代國際史上也十分罕見。

最近幾日，出門不便。在家讀教育家洪堡的書《論國家的作用》。1792年，24歲的洪堡就寫出這部名著，卻直到60年後才出版全文。有意思的是，德國近現代史上，凡遇國家主義潰散之時，這本書就會被刊印。1848年革命失敗後，人們發現了洪堡塵封已久的書稿，驚呼為德國自由主義的《大憲章》。後來，1918年威廉帝國垮臺，1945年納粹德國滅亡，德國知識界都再次重印和討論此書。

如果你寫的書，每逢亡國就有人讀，先知的痛苦莫過於此。愛國愛到這地步，比流血更令人難以承受。愛國愛到這地步，一切溜鬚拍馬的、或組織上動員的「愛國主義」，都是先知的敵人。

洪堡對國家的看法，是古典自由主義的，也是基督教的。前者的意思是，人的最終目的是與國家無關的。換言之，國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甚至在成就人的最終目的上，國家也使不上什麼勁。國家只能向公民提供「負面的福利」，就是在人實現其目的的過程中，保障公民的權利不受侵害。

後者的意思是，國家必須是一個世俗國家。國家本身不能成為一種宗教，或信仰的對象。這與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國家崇拜的立場，是針鋒相對的。

洪堡關於「世俗國家」最精彩的論述，是對宗教與國家關係的看法。一方面，他從實證的角度論證，國家對宗教和人類靈魂領域的任何干涉，都會導致某些意見對另一些意見的粗暴排斥。另一方面，他強調人的內心對宗教信仰的接受，是不可能以技術手段理解、規劃和控制的。但國家，是且只是一種技術手段。

洪堡得出結論說：「從最高的和最普遍的層面上決定事情的東西，恰恰是國家根本無法企及的。國家無法企及真正對道德精神發揮作用的唯一的東西，也根本不可能企及人在內心接受宗教信念的形式。因此，有關宗教的一切事情，都處於國家作用的界限之外」。

人們對專制的理解，往往是形而下的，或制度主義的。表面上，國家容易濫用的，都是形而下的資源（刀劍與槍炮）。但事實上，國家更容易濫用的，是它的形而上資源，即它的身份、主義和榮耀。從自由主義的角度說，所謂專制，就是把一種虛構的國家目的置於人權條款之上的體制；所謂自由主義，就是認為國家是可以侵犯的，但人權條款是不可侵犯的。

從基督教的角度說，所謂專制，就是那些不承認第一條誡命（除了我以外，你沒有別的神）的政治體制。換言之，如果你是有神論，那很簡單，你已經有神了，所以國家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神，不是敬拜的對象，也不是奉獻的對象。如果你是無神論，也很簡單，既然你已承認沒有神了，所以國家必須走下神壇，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應成為替代的偶像。不然，你的無神論就是自欺欺人。

電影給了我反思的機會，當年為什麼一定要殺江南。因為假神需要不斷地獻祭。真神一次為人流血，假神卻要人不斷為他流血。在一個專制時代，江南觸犯的，不只是蔣家的政治利益；他的言論如滔滔江水，沖的是一個拜偶像的政權的龍王廟。

江南被殺那一年，有些人冒險成立了「台灣人權促進會」。之後堅持每年發佈「台灣人權報告」。幾年前，我曾有機會，搜集了他們20年的報告。他們的「年度人權新聞」，有個很打動我的編配方式。就是以《世界人權宣言》的三十個條款為框架，將每年的新聞事件，都仔細區分，羅列在每一條款之下。

年復一年，很多人都背得人權宣言了。不但背得，還學會了分類。看到報紙上的一件事，就曉得是和哪個人權條款有關的。如果從某年開始，某項條款下一個事件都沒有。那時心裡的快樂，正如洪堡所說的「負面的福利」。

譬如，第18條，「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從1990年開始，這一條款下面，幾乎每年都是空白。
又如第13條，「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權返回他的國家」。陳文成案後，台灣取消了出入境須經警備司令批准的規定。到1991年，清理出限製出入境的黑名單439人。從1996年開始，「政治犯」成為歷史名詞，這一條款下面，也從此空白。
我就想，媒體能否也這樣。年終歲首，都按《世界人權宣言》或憲法的權利條款，將一年大小事件，掛號分科。看看這個社會走了多遠。

國家可以走多遠，是一個令人害怕的假設。我們可以走多遠，是一個溫暖的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