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弗·斯通：貪婪是好的，貪婪是合法的

奧利弗·斯通：貪婪是好的，貪婪是合法的

撰文：鍾蓓

今年5月，《華爾街II：金錢永不眠》（Wall Street II: Money Never Sleep）第一次在法國坎城電影節公映後，主創們接受採訪時被安排的地點是這樣的：小艇沿著綿長的海岸線開上30分鐘，上岸後來到一片小莊院，吹著午後溫暖的海風，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輪番和他們侃大山。

離開電影節，採訪的地點是華麗的酒店，豪華、氣派。戴著白手套，小圓帽的帥小伙兒為你開門。公關人員在房間外恭候，為來著準備好精緻的灰色圍巾：上面寫著：「華爾街：金錢永不眠」。

在中國，媒體們週末被拉到福克斯的小會議室。在京城最貴地段的一座大廈里，他們有自己的寫字間。除了片子的播放效果——片子被分成7小段、螢幕上是佈滿了防止盜版的logo——有些艱難，過程歡樂、輕鬆，大桌上放滿了叫來的點心、熱飲。

至於，經濟衰退……

算了吧，請大家先扔在後腦勺。

世界各地，貪婪今天依舊是好的。在一切鋪墊、準備進行完畢，我們期待對那位充滿爭議的導演奧利弗?斯通進行採訪。情感上，可能更多是一種重溫，重溫1987年由他執導的《華爾街》裡的一種情緒、氛圍，並期待那些道德敗壞、唯利是圖、冷酷無情的傢伙們怎麼在這個新時代繼續幹壞事。

奧利弗?斯通骨子裡有狠勁兒，不僅因為他最成功的是那三部血淋淋的越戰片，也因為他善於挖掘狠角色。在《華爾街》（1987年）之前，人們以為麥可?道格拉斯只有拉投資的天賦。之後，他野心勃勃、殘酷的企業狙擊手的一面被展現出來。大家才知道他很會演戲，擅長煽動性演講：

「貪婪……抱歉我找不到更好的字，貪婪是好事。貪婪是對的。貪婪是有用的。貪婪可以闡明一切，披荊斬棘直搗演化的精髓。貪婪存在一切的形式上—對生活貪婪，對金錢，對愛情，對知識的貪婪—貪婪激發了人類向上的動力。」

這段演講至今仍是電影史上的名言，而且媒體在報導金融危機時，常會引用「貪婪是好的」。當年，「貪婪」的定義一經麥可·道格拉斯說出口，奧斯卡委員會就發給他一座「最佳男主角」的小金人。

64歲的奧利弗?斯通看起來上歲數了，這導致他不能大笑，不然臉上堆起來的皺紋讓他像隻沙皮狗。鬆弛一些比較好，看上去容易讓人聯想起剃了鬍子的海明威——精神上，兩人都有戰爭後遺症——而不是華爾街上貪得無厭的傢伙。

但「貪婪」回歸的不正是時候嗎？

高登?蓋柯代表了1987年股市崩盤前，美國中上層階級的恣意妄為和野心。如今他從大牢里放出來，重返江湖，把過去的經歷寫成一部歷史教科書（電影裡書名為《貪婪是好的？》），以23年前的口吻，站在高處對講壇下的芸芸眾生說：「說來說去都是向『錢』看齊，年輕人，其他的不過是題外話。」

貪婪回歸

1986年拍完《野戰排》，奧利弗·斯通決定把下一部片子設在美國商業活動的激戰區華爾街。《華爾街》中，巴德·福克斯是個年輕的股票經紀人，他想在金融界創出一片天，這份野心生生地被高登·蓋柯摧毀。結尾處，高登鋃鐺入獄。

「高登這樣的人現在已經沒辦法生存了。那種海盜般的人物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過去曾經謹守本份的金融機構。過去銀行是銀行，保險公司是保險公司，不過這一切都在2008年變了。1980年代、90年代金融開放，這些不同功能之間的防火牆一一垮下。」奧利弗·斯通說。

真實世界裡的華爾街不斷變化，高登也要與時俱進。斯通原本沒有拍攝續集的任何計劃，直到他在2009年讀到編劇阿倫·勒布(Allen Loeb)為《華爾街II：金錢永不眠》寫的劇本，他動心了，想讓高登·蓋柯捲土重來：

2001年，經過8年的牢獄鍛鍊，高登出來了。他拿著厚重的磚頭大哥大、一枚不能當錢花的金牌重返社會。大門外，一輛加長的豪華轎車停在那兒，來人接走的卻是高登身後的釋放者。昔日華爾街的大亨，此時一無所有，妻子離世，女兒維妮決絕地和他劃清界限。於大亨，現實的一切歸零。

年輕的投資經理人拉貝夫是維妮的男友，更是歷史重演的參與者——在華爾街工作，尚有一絲沒有泯滅的良知與人性。拉貝夫的老師在一次人為操縱的金融風波中頻臨破產，華爾街的遊戲規則把這個穿戴整齊的老紳士推向了地鐵列車的輪子裡。為了復仇，拉貝夫和高登結盟。而後者，利用前者拿回了在女兒名下的一大筆錢……到這一刻，沒人會反對奧利弗?斯通是個陰謀論的狂熱信徒。而且，支持陰謀論的道具昂貴到動用父女親情。

但是23年過去，斯通和道格拉斯都已經是幾個孩子的父親。他們老了，年紀大了，終於懂得要在激進、憤怒的現實里給自己留一條退路，給這個世界留幾個好萊塢式的希望泡泡，即便這個泡泡一戳就破。

一瞬間，奧利弗?斯通就站到了美國夢的反面，高登不再是認為不該吃中午飯的嗜血者。在說幾句台詞就需要淚眼婆娑的女兒面前，高登宅子裡掛著裱著的世界上第一張發行的股票，但夜深入靜時，他盯著看的不是走勢圖數據表財報以及各種打聽來的公司小道消息，而是有外孫心跳的B超影像！

拯救華爾街的也不是蜘蛛人幻影俠綠燈俠超人大猩猩金剛怪物史萊克。坐在拉貝夫桌子對面，談對新能源項目注資的是中國商人。中國房地產大亨潘石屹潘總的太太張欣張總客串的是談判代表身旁的秘書，幾個鏡頭閃過，她有兩句台詞。據說，奧利弗?斯通和張總私交不錯。

「片子裡中國人對華爾街的影響是真實的，影片中兩三處都有他們的身影。現實中，中國的錢在華爾街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大量資金在運作。」奧利弗·斯通說。現實中，中國的錢在好萊塢扮演的角色，何嘗不……

結局很美好，維妮和男友、高登言歸於好。大街上，三個大人把未出生的孩子環抱其中。

「我猜我可以探討憤世嫉俗的思維，我對這樣的想法很感興趣，而且大家看起來也會覺得有趣。不過我不鼓勵這樣的生存之道，我猜最後的問題在於選擇愛，還是屈從於貪婪？符合社會的期望，還是滿足你個人的需求？我認為這才是電影最主要的議題。高登?蓋柯在第一部片子裡是社會的贏家。在第二部片子裡，他是社會的輸家，是美國夢的反面。」奧利弗?斯通說。

觀眾，尤其在華爾街工作過的觀眾，猜想，23年前《華爾街》的編劇Stanley Weiser「一定體會過華爾街上投行賣方討生活（sell side）的艱辛，也必然見識過買方（buy side）飛揚跋扈不可一世，所以整部電影才真實可信」。基於對在華爾街工作了24年的父親的經歷，奧利弗?斯通才寫得出「貪婪是好的」。

而23年後，即使有巴菲特親自客串，最打動人的是「那位賣房子的老婆婆的重新登場」，她讓人覺得，「23年真的一下就可以過去」。有一些錯位的理解——高登?蓋柯在華爾街戎馬一生的電影續集其實是一部溫情脈脈的家庭親情劇。

他不是只軟腳蝦

要是因為這部片子裡那麼些個做賣點的親情和眼淚就認為奧利弗·斯通是個軟腳蝦，可大錯特錯。當然，他依舊不是高登·蓋柯，他會吃午飯，而且吃早飯、晚飯。

1946年9月15日，奧利弗·斯通在美國紐約出生，少年時深受布努埃爾和戈達爾的深刻影響，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早年生活也成為他後來電影拍攝的主要源泉和題材。

後來他去耶魯大學讀書，在校園裡晃蕩了1年就去越南支教。這是他第一次接觸美國以外的世界。教書的生活畢竟平靜，當他1967年作為軍人第二次來到越南，感受是顛覆式的。他看到的是橫飛的子彈、殘缺的身體和親歷者無法癒合的生活傷口。

其實父親希望奧利弗·斯通子承父業去華爾街工作。但是真遺憾，他的數學實在不怎麼樣。很努力地看了3本書，最後搞清楚的是自己完全不能理解那些個東西。斯通放棄了。

他跟著馬丁·斯科塞斯學拍電影。以攝影師的身份踏進電影圈，做一些編輯、剪輯的工作。在紐約大學讀書時，拍了三部黑白短片（《Last Year in Vietnam》、《Madman of 馬丁ique》和《Michael & Marie》）。

後來他也結了婚，為了養家不得不開計程車餬口。握著方向盤，心心唸唸的是晚上回家該怎麼改第28稿的電影劇本，應該找誰給他的本子投點兒錢。好心人終於出現了，雖然是個快破產的電影公司，但總算是自編自導了電影《癲癇》（1971年）。

最刺痛神經的還是越南戰場，殺戮以及那些絕望的女人的面孔，他要乘自己還有記憶，把它們寫出來。1976年，在婚姻走到盡頭時，奧利弗·斯通寫出了《野戰排》的劇本。但他太平凡了，也用光了早先的好運氣，沒有電影公司願為他的劇本付錢。

像所有鍥而不捨勵志故事裡的主人公，奧利弗·斯通沒有放棄寫劇本，甚至從紐約搬到洛杉磯。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給了他一次絕好的機會改寫《午夜快車》的劇本。這是個瘋狂的故事，它終結了斯通的默默無聞，點燃了斯通在好萊塢名利場的小火箭——1978年的《午夜快車》使他獲得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

幾乎是在劇本完成10年後，《野戰排》才在菲律賓的叢林裡開拍。

他無法忘記越南戰場，忘記殺戮，忘記那些在腦海裡的女人的面孔，種種影像被放進了電影裡，《野戰排》、《生於七月四日》和《天與地》是奧利弗·斯通的「越戰三部曲」：

談笑間，說話者就少了一隻胳膊，可笑容還在。最野蠻殺戮不存在越南與美國間，而是在戰友間的內耗，戰友間的殘殺。（《野戰排》，1986年）。

大兵科維克從越南戰場上回家，高截位癱瘓，依然對國家存有信念，甚至痛罵同情他的弟弟不愛國。但最後他崩潰了，覺醒了，坐著輪椅在總統競選現場罵不休。「戰爭是惡魔，是你們的虛偽！」（《生於七月四日》，1989年）

1950年代越南平靜的村莊，戰爭破壞了村民的生活。莉莉嫁給了美國大兵，生了2個兒子。一家人回美國，融入當地社會。大兵無法忍受精神和生活的壓力，了結了自己的生命。他對莉莉說：「不同的膚色，相同的悲哀。」（《天與地》，1993年）

三部曲為奧利弗·斯通贏得聲譽、榮耀。《野戰排》和《生於七月四日》都贏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導演獎。

為總統們畫像

似乎所有禁忌的主題都能讓奧利弗·斯通產生興趣，比如像《天生殺人狂》（1994年）這樣的殺完父母殺路人甲乙丙丁的片子。

但對斯通來說，這不算什麼。去年9月7日，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放映的《邊境之南》（South of the Border）才讓很多人大跌眼睛。片子的主角是被一些人認為是「美國頭號公開的敵人」的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

為拍攝這部片子，斯通多次訪問委內瑞拉，同查維茲進行長時間交談，出席他主持的會議，採訪了查維茲的朋友巴西總統盧拉、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及其丈夫前總統基什·內爾、巴拉圭總統盧戈……

通過採訪，他希望向觀眾說明：查維茲並不是美國的頭號敵人，而是玻利瓦爾的信徒，他夢想建立一個團結的、解放的拉丁美洲，他是拉美變革的象徵，是「促使拉丁美洲變革的強有力的、徹底的冠軍」。

「我喜歡查維茲，他熱情，有禮貌，雖然體型上他像頭熊。我總是說如果他長得像伍迪·艾倫，他和世界媒體們的關係會好很多。我認為人們是因為他的大塊頭而懼怕他。」奧利弗·斯通對《衛報》記者Carole Cadwalladr說。

在惺惺相惜的相互作用下，查維茲站在黑暗的跑道上指著一處建築，對斯通說：「有一次政變，我就被困在那兒，我的一些手下死在那棟建築里。」然後斯通回答：「作為一名退伍軍人，我明白。」話說完，他們彼此把手搭在對方肩上。

斯通家的牆壁上掛著菲德爾·卡斯楚的照片，那是他欣賞的男人。在《司令》（2003年）和續集《尋找菲德爾》里，卡斯楚被塑造成反對美國的古巴英雄。英雄傳記在美國遭禁。

他也給祖國的總統拍紀錄片，比如小布希。「坦率地說，和小布希打交道很難，他是個很難交談的人。在電影裡我們見過這樣的人：當你看著他的眼睛時，他會從陳述中逃走。他回答什麼，什麼就被忽略，這是種禮節性的膽怯。聽他說話就像聽個酗酒者告訴你他信耶穌。1960年代中期，我和布希同時進耶魯大學，是同班同學。其實，小布希和我都不是讀書的料。我後來輟學去越南參戰，他更是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這部片子就是從小布希21歲時講起，一直講到他當上總統。」

最近，奧利弗·斯通看上了伊朗總統內賈德，他認為這是個絕好的人物傳記題材，甚至比華爾街的故事還來得驚心動魄！


MW：你拍攝《華爾街》系列是出幹什麼考慮呢，為了賺錢？

OS：1987年的《華爾街》，我是當作一個道德上的寓言故事來拍的，但是很多人都誤讀了。我沒想到高登那麼受歡迎，他成了一個標誌性的角色，這部電影在華爾街確實創造了一種文化，不管在行為上還是在穿著上，都對華爾街有一定的影響，高登甚至成為美國文化中歷久不衰的人物，華爾街的很多人不只留起了高登的髮型，模仿他的衣著，更按照他的作風行事。甚至很多人來和我說：「我到華爾街工作都是因為看了你的電影」。拍攝《華爾街：金錢永不眠》也有很多現實的因素，從上世紀90年代起，人們積累財富的速度不斷飆漲，好幾百萬變成了好幾十億，而貪婪的高登也被貪婪的銀行徹底擊垮。到2008年的時候，高登這樣的人已經沒法生存了，取而代之的是過去曾經謹守本分的金融機構，隨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金融開放，銀行、保險公司這些不同職能部門之間的防火牆倒塌。我在2009年讀到編劇阿倫·勒布為《華爾街：金錢永不眠》所寫的劇本之後，才開始有了拍攝新「華爾街」，讓劇中人物捲土重來的想法。阿倫·勒布有金融界的經驗，他把2008年的華爾街以及全球經濟濃縮在劇本里，這份劇本讓我決定重新接掌?《華爾街：金錢永不眠》就是在清算這些過去發生的事。

MW：我們知道你的父親曾在華爾街工作過。這對你導演電影有幫助嗎？你從父親在華爾街的工作經驗上學到了什麼？

OS：我父親從1931年開始在華爾街工作，斷斷續續一直到1985年。他很喜歡看電影，還曾說過：「為什麼他們就不拍一部有關商業的好電影」，而這話對我來說一直是個挑戰。在《野戰排》之後我能比較隨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想拍一部有關商業的電影。商業題材的電影當時已從電影的各流派中消失，《華爾街》的確做到將金融意識重新帶了出來，而且電影在當時顯得很性感，因為當時是有錢就會讓人顯得性感的1980年代。1980年代和最近10年最大的區別在於2008年是1980年代金融業者所作所為的報應。那個時候存在著巨大的信貸泡沫，不見得光的金錢交易盛行，人們都被慣壞了，過著他們實際上負擔不起的生活。

MW：你認為你父親會為華爾街現在發生的一切感到吃驚嗎？

OS：我認為會的。爸爸是上世紀30到60年代的股票經紀。如果在那個時候一年能賺到10萬塊，那一年就很不得了了。到了1980年代，金融文化失去了控制，儘管我當時認為應該會結束，但那種金融文化卻持續到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是新千年，還帶來通貨膨脹。突然間，百萬富翁成了億萬富翁，人們開始數十億地談生意。一個十億就等於一千個百萬，真是讓人難以置信的數字。《福布斯》雜誌2007年甚至有這麼一個封面：「美國一千個最富有的億萬富翁」。爸爸要是知道了，肯定要從墳墓里跳出來，真是太過火了。

MW：再次拍攝有關華爾街的題材讓你感到興奮或挑戰嗎？

OS：21世紀華爾街的問題比1980年代的華爾街複雜太多了，要重新回到當年那個主題相當困難。我必須和阿倫·勒布和史蒂芬?希弗，我的兩位劇作家，在金融證券市場這個主題上做大量功課。拍攝這電影最困難的部份或許在於，我們得將金融的複雜性與貫穿整部電影所需要的那種操縱感和強烈的敘述性結合起來。我們這次選取要敘述的題材跟1987年所選取的一樣，是關於人於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愛情、信任、貪婪和背叛。

我將這故事看成是6個人的故事，他們生活在紐約一個特殊的領域裡，在多方面相互牽扯聯繫著，一個人為了一己私利或其他動機而背叛另一個人。不過在另一方面，當中數人在最後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卻又讓人感到非常意外。

MW：《華爾街》系列如今票房如此成功，你當時有預料到嗎？

OS：沒有，但我對這部電影深以為傲。麥可·道格拉斯演得很好，已成為一個標誌性的角色。當時很多年輕人跟我說他們進入華爾街就是因為這部電影，而現在他們已經步入中年且成為億萬富翁，這感覺真奇妙，我還在這裡為生計苦苦掙扎拍電影，那些富翁跑來跟我說，『如果不是你的電影我不會進入華爾街』，這真是諷刺，但我覺得挺好玩的。我的壓力僅僅在於擔心第2部能否達到人們的期望，但是我們會盡力拍好續集。

MW：我們自去年便期待這電影上映了。但首映日期從2月推遲到4月23日，再推遲到10月份。有謠言說首映日一再延遲是為了準備來年的奧斯卡。是這樣嗎？如果不是，那又是什麼原因呢？

OS：首映日從來都沒有定在2月份。我們去年12月才結束拍攝，最早也只能在4月23日上畫。我們將日期順延，是因為我們受邀參加5月份的坎城電影節，那對電影來說是個很棒的國際舞台。這關鍵的數星期時間讓我有更充裕的時間把電影製作得更有節奏感、更細緻。結果我在坎城電影結束後的整個夏天裡對電影作了更多改動，不過結果讓我很滿意。10月份永遠都是最佳首映時機。奧斯卡大獎每年都有，但我認為對我們來說獲得一個世界平台和票房結果才是最重要的。我對奧斯卡倒沒什麼特別期望。

MW：多年來您的電影都蘊涵著強烈的社會良知。你認為電影有力量變革社會嗎？

OS：我不知道電影是否可以。我拍過3部有關越南的電影，卻沒有對我們的社會良知造成什麼影響，如今我們仍舊陷入戰爭泥潭，打巴拿馬，打伊拉克，打阿富汗，好戰極了。我的電影《尼克森》和《W.》提醒了人們，什麼樣的人能成為總統。人們如今更注重的是「現在」而不是「歷史」。負責大眾輿論的媒體們也犯了這樣的錯誤，他們花大量的金錢去追逐新鮮新聞，今日的、本週的，但長線的跟蹤報導卻逐漸消失。這就是我這兩年半來花費大量精力拍攝《美國不為人知的歷史》的原因之一，這部影片時長12小時，有12集，明年就會上映了。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電影會讓年輕人用另一種新的視角去看待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互動，去質疑權威，這挺好的。但我對電影是否能引發實質性的變革存在疑問，所以對此我不抱大期望，我願意成為一個能拍好電影，能娛樂大眾的電影人，其他的，我看得很輕。

《週末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