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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金錢萬歲--Wall Street: Money Never Sleeps

华尔街金钱永不眠/华尔街金钱万岁(台)/华尔街金融大鳄(港)

6.2 / 106,661人    133分鐘 | 136分鐘 (Cannes Film Festival)

導演: 奧立佛史東
演員: 麥克道格拉斯 西亞李畢福 凱莉墨里根 喬許布洛林 蘇珊莎蘭登 查理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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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書亞

2010-10-16 09:58:47

《華爾街2》:親情永不眠


        文/加書亞
        
        在紐約最大的金融財團位於華爾街的摩天大樓頂部,這家公司的股東們正召開一年一度的總結會議。突然,坐在主席位置的財團總裁不理會席間熱烈的討論,爬到了會議用的長桌上,做了一個起跑的姿勢。正當其他董事們對這個舉動目瞪口呆之際,他說了一句,「我要從這架巨大的旋轉木馬上下來了。」說完,他便以長桌為跑道,奮力一躍,穿過窗玻璃,向底下人流穿梭的華爾街墜去。
        以上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科恩兄弟1994年電影《金錢帝國》的開頭。「一架巨大的旋轉木馬」,這是我迄今聽到過的關於金融資本週轉過程最生動、貼切的比喻。當資本增值的時候,那飆升的數字就像遊樂園裡的旋轉木馬那麼華麗、吸引人,讓人忘乎所以;可一旦當資本達到一定數量之後,擁有者的幸福感卻開始停步不前,或許資本仍舊在增長,就像木馬仍舊在旋轉,但幸福卻停留在原地。對此,有些人能夠用資本增長所帶來的快感代替幸福,有人卻被這種幸福的虛無感逼得只能跳樓。
        在揭露資本的貪得無厭和金融系統的黑幕、腐敗方面,奧利弗·斯通1987年的《華爾街》是一部比《金錢帝國》更深刻、更尖銳的電影。它的成功首先在於身為金融掮客之子的斯通為電影中的金融運作注入了足夠的細節。電影中涉及的金融系統內部的暗箱操作、欺詐和爭奪現象顯得錯綜複雜,而斯通能使其中的每一步都合乎邏輯、有據可循,整部電影就相當於一本揭示華爾街幕後運作規律的教科書。電影主要的悲劇感則體現在青年的理想在意向不到的現實面前幻滅的事實中,這方面沿用了從《史密斯先生去華盛頓》開始好萊塢電影慣用的母題,構成了對美國夢的批判。當然,電影最出色的地方仍在於麥可·道格拉斯對股市大亨戈登·蓋柯生動的演繹。戈登這個人物最大的特點恐怕就在於他能夠真正地沉醉於旋轉木馬帶來的快感。當巴德問他什麼賺多少錢才算夠,什麼時候會停止時,他說:「這不是錢的問題,這是一個遊戲。」或者說,這是一種賭博,資本的增值就如同賭博贏錢那樣能給人帶來快感。
        如果說《華爾街》的意圖主要在於揭露和批判,那麼20餘年後的續集《華爾街2》則把撫慰在次貸危機中受傷的美國心靈作為首要任務。電影的副標題是「金錢永不眠」,或許改為「親情用不眠」更為恰當。對於那些在次貸危機中輸得一無所有的人來說,家庭和親情成了唯一的安慰和避風港;而對於在第一部電影中把才華和意念都用盡了的奧利弗·斯通來說,如何為續集找到新的重心便成了電影成功的關鍵。於是,把美國主流價值觀中家庭和親情至上的觀念放入到續集中成了最自然不過的事。儘管實際上,親情、家庭和交易、買賣在電影裡的關係一直都很混亂,有時分不清彼此。在電影的結尾,為了安慰觀眾,導演試圖使戈登·蓋柯這樣一個嚴格恪守商業理性的角色產生真正的情感鬆動,主動從旋轉木馬下來走向家庭的溫暖,但在實際效果上,女兒對他的諒解、甚至女兒與她未婚夫的重歸於好,仍舊是以蓋柯一次不無死心的捐贈(交易)為前提的,它們顯然缺乏其他的情感誘因,這不是莫大的諷刺嗎?
        《華爾街2》的主要缺陷在於它缺少一個有力的故事。電影的整個敘事鬆散、缺乏要點和結構,完全像一個二流編劇對於二十年前那個精彩故事在今天可能延續的二流想像。由於在家庭情感上耗費時間過多,電影對於今天華爾街金融面貌的展現顯得模糊而缺乏細節。唯一有意思的一點是它調侃了二十年前蓋柯的名言「貪婪是好的」。蓋柯在出獄後的演講中戲謔地稱他的名言在今天已經「合法化」了,以指稱導致次貸危機的借貸消費、借貸投資等現象。電影中數次出現的有關「道德風險」的話題顯然也是為了與次貸危機後人們的投資心態形成心理互動。除此之外,《華爾街2》中便找不到什麼新穎的意念來表現一個今天的美國金融社會。電影甚至讓一個新的菜鳥再次問一名老手「賺多少才算夠,什麼時候你才會停下來」,並讓蓋柯再次老練地回答,「這不是錢的問題,這是一個遊戲」。當然,你可以說這麼經典的答案是永遠不怕用第二遍的。
        麥可·道格拉斯在續集中戲份不多,但他無疑仍舊是最出彩的一個。即便沒有第一集,道格拉斯一出場便能使人感到華爾街金融大亨的作派,感受到他的不可一世和老奸巨猾。這幾乎沒有訴諸太多表演因素,這是他的天賦。這種風度也在大衛·芬奇《心理遊戲》中他飾演的尼克身上找到。有趣的是,在那部電影裡,道格拉斯那種旋轉木馬上的毫無倖福感可言的生活才真正表現得讓人難以忍受,以致於他要尋求一種更刺激的遊戲。從內容上來看,把芬奇的電影與斯通的華爾街系列作一種比較觀賞將是件有意思的事。
        斯通的兩部華爾街都在美國兩次嚴重的經濟危機之後上映(1987年10月美國爆發了嚴重的股災,並進而席捲全球),第一部保持了批判的鋒芒和反思的力度,第二部除了炒炒冷飯之外忙於推銷親情和家庭等美國主流價值觀,以安慰人心為己任。差異的原因何在?是這次危機更嚴重,人們變得過於脆弱而更需要安慰,還是斯通連「半個作者」的身份也不要了,完全成了一個商業化導演?又或者,今天的商業電影越來越以向觀眾提供娛樂和安慰為己任,缺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好萊塢許多優秀電影中的反思精神和公眾責任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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