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永遠是歷史的人質

    歷史是個黑洞，它吞噬一切於無聲無息之中，我們每個人都毫無疑問的被歷史綁架了。

   《殺人回憶》以其獨特的歷史視角和幾乎無缺點的敘事贏得了無數喝彩，一度被評為韓國影史最佳電影，導演奉俊昊的才華也被觀眾所賞識，而本片在處理個體與歷史關係時的匠心獨運讓人久久銘刻於心。
   個體的介入歷史使得歷史的多樣性和生命的存在感更加飽滿，而歷史對於個體而言，永遠是個跳不出去的圈子，個體永遠無法凌駕於歷史之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發展進程的動力所在，而個體基於整個歷史集體而言也是近乎渺小的，整個推動歷史步伐的集體本身也是歷史的一部份，不可以獨立於歷史而存在，這就是所謂的個體歷史侷限性，這是辨證的觀點；而個體的喜怒哀樂在歷史下往往是被忽略的，而這個從被忽略到清醒的時間，就是歷史。

   在《殺人回憶》之中，個體面對的困境是法律，數起連環殺人案所構築的困境，每個雨夜，收音機響起Dejected Letter的時候就是兇手的行兇之時，奉俊昊不溫不火卻飽含爆發力的敘事將劇情推向極致的爆發，然而在爆發沉寂之後的醒世一眸讓人徹底把自己的歷史觀和個體的不存在感沉沉的砸在心頭，這人就是大歷史背景下個體的清醒，個體永遠跳出歷史，在龐大的時代背景之下，只有無能為力，個體如此渺小，歷史綁架了我們每個人，個體永遠是歷史的人質，而在電影的表達之下，這種無能為力就變成了一種讓人窒息的壓抑感，一種虛無的不存在感，直逼人心。

   而我們把《殺人回憶》的時代獨立來看，不難查出當時的韓國是處於軍閥統治時期，法律民主都不健全，這是歷史的轉型期，是個特殊的時期，因為在這種時代之下個體的存在性往往會被忽略，而在歷史的轉型期，這種小人物在歷史大背景下的虛無的存在感更能夠得到體現，在電影中，除了這部經典的《殺人回憶》之外還有中國的《霸王別姬》，《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以及去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謎一樣的雙眼》。仔細分析，可以看出其中時代背景的大同小異，《謎一樣的雙眼》的時代背景是阿根廷的軍閥統治時期，而《霸王別姬》的時代背景是整個動盪不安的中國近現代，《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則是台灣地區動盪不安的60年代蔣氏統治時期，這就是時代背景，一個無法戰勝的綁架者。

   電影中有些刻意虛化時代背景，有的就是在似乎無意劍指歷史的個體性描寫中突出深刻的表現歷史，許多電影都喜歡刻畫歷史大背景下的個體悲劇，如《西西里島的美麗傳說》《霸王別姬》等等，而這種給人帶來的心理衝擊往往是血淋淋的，一方面讓人感慨，一方面讓人反思和悲痛。

  歷史總是在無聲無息之中介入小人物的生命，並且靜悄悄卻深刻的把小人物刻畫上歷史的烙印，無法磨滅，而很多時候，我們作為被綁架的人質，往往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一方面是虛無的存在感，一方面又得感謝歷史讓我們卑微渺小的生存著，可悲可嘆，

  《殺人回憶》作為此類電影中的翹楚者，不僅讓人唏噓其中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更讓人深思作為個體，我們卑微的存在感，從個體化的角度勘查整個時代，不禁讓人感覺其悲劇的寓味，時代在左右個體，而個體卻永遠無能為力，我們可以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可是我們的命運之中永遠帶有時代的烙印，永遠無法抹掉。

  利新現實主義和法國新浪潮帶來的寫實風潮一直延續到現在，而寫實旨在用攝影機來刻畫個體性，反映最底層的生活、變化，而這種變化和存在哪個沒有打上時代的烙印？個體的獨立存在是基於歷史的，鏡頭下的一言一行，一舉一眸都是時代的產物，小人物的宿命存在論一直活躍於電影之中，這是宿命，是歷史給我們不可抗拒的宿命，電影作為一門能記錄個體性的藝術形式，它讓我們看到了我們生活的這個歷史大泡泡，虛幻的包裹著我們，看不見觸摸不到，卻永遠揮之不去。

 而我們能看得清周圍的一切，卻往往忽視了包裹自己的泡泡，我們永遠是歷史的人質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