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無奇的歷史教科書

在與電影同步發行的同名圖書開頭「導演的話」里，賈樟柯這麼說道：「在我用電影同步觀察中國變革十多年後，我越來越對歷史感興趣了。因為我發現，幾乎所有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都可以在歷史深處找到形成它的原因。」

而在我看來，賈樟柯的幾部電影確實對中國自文革之後的三十餘年歷史進行了相當程度的表現。早年的《站台》是一部野心之作，但明顯火候不足以致於表達過度，賈樟柯在後來也做出過反思。我想，對於中國曆史的理解和駕馭，一直就是他的瓶頸。

如果單論對於這個社會某些層面的反映，其實處女作《小武》就足夠出色了，只是它很粗糙。等到十年之後的《三峽好人》，火候不可謂不恰到好處。再到之後的《二十四城記》，儘管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詬病，但如果只是針對電影所表達的內容進行審視，那麼，它已經具有了相當的內涵。

我完全相信賈樟柯對於幾乎與他同齡的這幾十年歷史的駕馭，但僅此而已。賈樟柯對於這段歷史的把握，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出於樸素的經驗——因為他是這個時代當下社會的親歷者；而並沒有任何可以稱之為觀念的引導——於是也就很難有什麼深度和高度。

他對歷史越來越感興趣，他還說發現可以在歷史深處去找原因。但很遺憾的是，一部《海上傳奇》看下來，滿目的歷史，卻找不出半點原因。我甚至不覺得它能夠被稱之為電影或者紀錄片。採訪了這麼些人，傳奇的，或者傳奇人物的後裔，卻絲毫看不到「傳奇」，也體會不出「海上」的氣息——除非受訪者口中或多或少的上海話可以被稱為氣息。

單純地講，在空蕩蕩的電影院裡看這部片子我覺得挺舒服，看完之後我挺想擰出、憋出或者附會出關於它的一些內涵來，可思來想去，只留下「膚淺」二字。如果說這是一篇開放式的命題作文的話，賈樟柯顯然離題太遠——甚至他沒有主題。與其說這是作者電影的一種恣意，倒不如說是公款消費的一種揮霍。

賈樟柯說：「發生在上海的那些影響中國的事件，又給這座城市的人帶來了生離死別的命運變遷。」那麼僅就本片所涉及的那些影響中國的事件來看，尤其是導演著力表現的1949年的三城記，把其中一城的上海換成北京或者廣州甚至武漢，再換一批傳奇人物來講述，又有什麼區別呢？但凡影響中國的事件，甭管它的發源地是哪兒，影響的肯定不止是發源地，甚至發源地也不一定是受影響最大的。那麼，這樣的視角還有多少獨特的意義？傳奇在哪兒？

賈樟柯在「導演的話」末尾又說：「但我關心的是在這些抽象的詞彙背後，那些被政治打擾的個人和被時光遺忘的生命細節。」 如果真的只是關心一些生命細節，又哪裡能找得到歷史深處的原因呢？且不論不少受訪者所說的內容已經是我早就聽過看過讀過的老段子，就算是那些個新段子，又如何？要說生命細節，隨便找個大上海的尋常百姓來講講，恐怕比這些段子還傳奇哩。

從頭到尾，導演無非是用一些人講一些事把歷史給串聯了起來，至於它和上海的關聯，多屬牽強附會，甚至要通過字幕來提示。這些零碎的歷史本身連輪廓都是不完整的——特別是對於沒有歷史背景知識的觀眾而言。如果剪輯做的再規矩一些，掐掉趙濤幽靈般的身影，那它不過是對上海開埠以來的歷史做了一番教科書式的串講。——我需要聽你來這麼講一遍嗎？

在這本書的最後有導演的一首詩《躍起的剎那》，末尾一句如下：「在躍起的剎那，我突然忘記了，我該站在誰的一邊。」——他說的是1949年的分治。這正好印證了我在觀影當晚說的一句話：「不想表達內涵和不能表達內涵是兩碼事，小賈屬於在做不了後者的前提下把前者做好了。」

也即，他在本片中所呈現的一種中立或曰客觀的導演視角，不是因為他主動選擇了中立，而是由於他沒有足夠判斷的能力才被動保持了中立。不是他不想有觀點，而是他想不出觀點。於是乎，令人浮想聯翩的片名較之於缺乏觀點的正片，是多麼地空洞和唬人啊。

看過賈樟柯故鄉三部曲的人應該不會懷疑他講故事的能力，所以基本上我也不擔心他拍不好商業片。而讓我擔憂的是，他要拍歷史背景下的商業片，我真不認為他有能力駕馭歷史，甚至通過刻苦努力也未必駕馭得了。《海上傳奇》無疑增添了我的這種擔憂，於是我對《在清朝》實在不怎麼樂觀。其實就出身而言，賈樟柯和寧浩更相似，他對於現代社會是更有感受性的，至於歷史，興趣是一碼事，悟性又是一碼事。

最後順道想提一下王全安，這是目前我心中唯一倖存的期待能夠駕馭大題材大歷史大製作的第六代導演了。最近不是終於要拍《白鹿原》了嗎，我還是挺看好他的。其實也沒有更多的證據來支撐，或許是因為他從來沒有表露過駕馭歷史的野心，或許是因為他之前的電影一水的都是關注小女人的小主題發揮穩定。再說到今年柏林獲獎的《團圓》，儘管政治完全不是要表達的主題，但他卻把這個背景駕馭得很溫潤，非常希望有機會能再看一遍《團圓》，我願意為它寫一篇用心的評論——這是近些年繼《圖雅的婚事》之後我看過的又一部很痛快的國產新電影。